随着传统“侠客”渐渐走出理想乌托邦，英雄人格中的神性油彩开始无情剥落。一个道德完善的人能否取得现实的成功，《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所承载的就是这一沉重的文化思考。同样处在困惑中的张无忌已经没有了郭靖、杨过当年义无反顾的自信和豪迈，也没有了积极进取的英雄姿态，他的一生总是在困惑、犹豫和拖泥带水地行动，这种被动型人格与其说是由于性格的缺陷，不如说是金庸是在突出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君子”人格在现实社会中的困窘和尴尬。走出“冰火岛”这一世外桃源的张无忌处处表现出他和这个世界的不协调。即便在主人公浪漫温情的爱情故事中，也弥漫着波诡云谲政治氛围。张无忌一生都在为情所困，为爱所苦，完全失去了他的英雄气概，而且即便是美丽的爱情故事也掩盖不了张无忌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金庸对此也显得很冷静：“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领袖。……天朝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3尽管张无忌具备极高的武功和完善的道德修养，他的失败还是不可避免的，他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时折射出郭靖、杨过成功的可疑。
三、侠之疑
随着金庸写作一步步逼近现实，金庸早期极力维系的英雄神话也濒临破灭的边缘，他本人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个时期的作品出场人物性格复杂，正邪的界限渐渐湮没，传统的“侠客”意象也渐渐模糊。
在这种怀疑的痛苦中――旷世大侠萧峰出场了。作为金庸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萧峰具备了一切英雄所可能具备的全部素质。他睥睨天下，目无余子的人格魅力，英雄豪情让人心折。萧峰不幸生于英雄末世，正处在怀疑困惑中的金庸不愿意也不可能再把他推上一个虚幻的英雄宝座。萧峰存在全部价值就在于一个英雄走向毁灭的全部的悲剧性启示。不同于金庸前期创作中英雄们建功立德的行动路线，萧峰所有的行动就是为了揭示出自己的身世之谜。萧峰矢志以求的真相就是，他确实是一名被汉人收养的契丹人，因而他所有的亲人、朋友都成为他的敌人，在汉、契丹的冲突中，他无法找到自己的立场。萧峰的传统大侠人格受到严峻考验，金庸前期创作中极力张扬的民族意识、英雄道义也已是危机四伏。
直到走出了传统英雄道义、英雄伦理的yin影，萧峰才真正表现出他的英雄气质。“萧峰从个人的不幸走向对人类所有罪恶、仇恨的同情和悲悯。”4最后，萧峰出于对汉人、契丹人“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为“宋、辽两国千百万生灵着想”，阵前胁迫辽主，在宋军和契丹人宣称百年和好之后悲壮自尽。萧峰最后已超越了个人私仇和狭隘的民族观，走到了一个英雄所能走到的最高峰，但仍不可避免地死于“以下犯上无颜立足于天地之间”的正统之手。同样处于文化困境中的金庸已经无力续写英雄神话，无法为绝望中的萧峰指点迷津，于是巨星陨落般的英雄之死成为唯一的选择。
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怀疑乃至否定已成为金庸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巨大障碍，他无法绕过这一障碍心安理得地继续他的英雄演义。随之而来的《笑傲江湖》中，主人公令狐冲已被置于江湖世界的腥风血雨中，彻底放弃了建功立业的传统大侠成长道路。这不仅仅是源于金庸对传统“侠客”人格的失望，更表现出他试图以现代意识来修改传统模式的努力。作为一名“大侠”，令狐冲第一次强调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关心的不再是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力，而是个体存在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随着江湖世界的yin暗日渐浓厚，令狐冲思想中入世和出世两种对立的倾向此消彼长，令狐冲归隐的迹象已是越来越明显。尽管令狐冲在归隐的同时获得了爱情，但这温馨的一笔丝毫无助于削弱整部作品的沉重和苍凉，面对滔天的浊浪，令狐冲也只是独善其身而已。
四、侠之反
萧峰之死和令狐冲的退隐标志着传统“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走到了尽头。最后出场的韦小宝彻底tuì下了“侠义”的外壳，他既无“武”又无“侠”，只学会了一套逃跑功夫，处处只顾自己，毫无大义。他的口号是：“一不做官，二不造反，那么老子去干什么？”韦小宝的言行自始至终都是在侠义与非侠义之间摇摆不定。他的“英雄之举”往往是以“赌运气”、“撞大运”的方式做出决断。韦小宝始终是以反武侠正统的形象出现的，即使不追究他行侠仗义的方法与过程，他仍做了许多“不忠不义”之事。但就是这个小流氓、小无赖却做出了斩鳌拜、退罗刹、复台湾等利国利民的大事，如此文事武功，让金庸笔下的“大侠”们相形之下无不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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