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从缅甸逃回国内的人命运相同，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除了安全检疫之外，肯定还要接受各种审查。好在夏铁东的事情已经翻案了，在这件事上没被过多追究。但司马灰与罗大舌头在缅甸折腾的动静不小，甚至连国内也对这些事有所知闻，因此，并没有如他们预想般被发配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而是被送到长沙远郊一个砖瓦场进行监管，白天干活儿，晚上在学习班写材料，把在缅甸的所作所为，不分大事小情都必须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落在纸上，至于今后是继续关押还是下放，都要经过有关部门层层核实调查，等做出结论之后才能定性。
司马灰没想到审查会如此之严，甚至连给家里人写封信都受限制，基本处于隔离状态，现在唯一能来看望他们俩的只有以前的同学夏芹。
这些年夏芹的父亲早已升任副司令员，她参军后也被分到了军区总医院工作。同司马灰、罗大舌头一别数年，三人相貌都有很大变化，但昔时情谊未改，此刻重逢都是惊喜万分，心头百感交集。
夏芹先是抹了一会儿眼泪，责怪说：“你们俩可太有出息了，当初哪儿来的那么大胆子？跑到越南被人抓住还不老实，又从农场逃到缅甸去了，在外边胡闹了好几年，怎么现在还知道要回来？”
如今回到中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嘴里说话也不得不换个频道，再不敢自夸其能，只得感叹道：“别提了，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啊！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世界革命造成了损失，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好在已经悬崖勒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如今做梦都想重新投入到祖国人民温暖的怀抱中来，所以你回去跟你爹说说，能不能想点法子把我们俩从这儿捞出去？”
夏芹说：“你们啊，先好好在这儿关着吧！要不然又该上房揭瓦了。”她又提及父亲夏副司令员很挂念夏铁东的下落，想从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这里打听一些消息。当年夏铁东被人诬陷要行刺周总理，如今早已澄清了事实，家里却一直联系不上他。
这件事真把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问傻了，心里像是被人用刀子戳了一般，可也不能一直隐瞒下去，就以实情相告，但还是把夏铁东被政府军俘虏活埋的情形抹去，说成是遇到伏击被冷枪打死的，死的时候很突然，没什么痛苦。夏芹初闻噩耗，忍不住失声痛哭。
司马灰请求夏芹帮两个忙，一是给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友家里写信通个讯息，再有就是去看看阿脆的家中还有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样。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对此事原也没抱太多指望，在夏芹走后，罗大舌头又被告知其父罗万山两年前因病去世，二人更觉沮丧，继续日复一日地在砖瓦场苦熬，交代材料也不知道写了几十万字，不由得十分焦躁，实在是没招儿可想了，只好决定不顾后果，要觅个时机逃出砖瓦场。
这片砖瓦场地僻人稀，内部只有学习班监管所的几溜低矮小平房，里面都是用木板搭的南北通铺，住了几十个人，以接受审查的戴帽右派和走资派居多，被监管在其中的人活动相对自由，晚上近处没有警卫看押，只有一个革委会的马副主任偶尔拎着手电筒过来巡察，监督众人学《毛选》、写材料。
砖瓦场里白天劳动强度很高，每天一大早，就有卡车把关在附近农场里的劳改犯们从外边送进来，司马灰就要跟着一起钻热窑参加劳动，他发现这时周围都有带枪的战士看管巡逻。
罗大舌头因为身上有伤，被允许白天也在屋里写材料，不用出去干活儿，但前些天拆了最后一次线，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没这待遇了，所以他也沉不住气了，真要在这儿关一辈子，那还不如回缅甸“佤帮军”入伙呢，就撺掇司马灰赶紧想办法逃跑。二人正合计着来次夜间侦察，先摸清周围明岗暗哨的部署情况，然后再做计较，马副主任却突然推门进来，责备道：“怎么又交头接耳？你们俩今天的交代材料写得怎么样了？”
司马灰立刻苦着脸叫屈：“主任啊！我这铅笔都写秃好几捆了，组织上对我们的事什么时候才能有结论？现在正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却让我天天浪费宝贵时间写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这能充分体现党和人民给出路的政策吗？”
马副主任是真替时下的年轻人着急，思想意识太成问题了，所以每次都要语重心长地唠叨半天，这下他又板起脸打着官腔：“司马灰，你不要总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你那一肚子花花肠子我可太清楚了，整天油腔滑调，写的交代材料错别字连篇，前言不搭后语，我看咱们这学习班里就属你怪话多。我劝你应该有耐心，你们的问题组织上早就开始着手调查了，可这涉及方方面面，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虽然你们俩的家庭出身都不太好，问题也比较复杂，但毛主席一再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论调不可取。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嘛！所以，你们要好好交代问题，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坚决站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路线一边，珍惜党和人民留给你们的出路，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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