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命运给予我的一切，我反抗我所能反抗的一切。
01
顾辛烈离开的两年后，住在我对面的机械师搬走了，他喜欢上了一个爱做蛋糕的中国女孩，我曾经见过她一次，圆圆的脸，头发扎起来，看起来很可爱。
不知道他以前的女朋友是什么样子，我有些好奇地想，四年的异国恋，多么不容易。
我公司的组长调职去了别的部门，他走的那年，正好英特尔中国上海的分公司有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职位空缺，他还记得我在简历上写过这样的意向，问我是否要申请看看。
我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我已经决定留在美国了。”
那时候，我的H1B1签证已经下来。身边的许多外来同事开始排队技术移民，七年或者八年，人生好似就这样尘埃落定。
在这一年的末梢，我同往常一样去江海的病房，我让妈妈从中国给我寄来毛线和棒针，给他打了一条深灰色的围巾，最简单的平针，我妈妈在视频里重复教我。
我将围巾放在江海的枕头边。
“江海，”我说，“新年快乐。你已经睡了三年了，醒一醒吧。”
然后，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幕发生了——江海的手指，轻微地动了动。
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死死地盯着江海的脸，终于，他的眉毛颤抖了一下，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我激动得全身都麻木了，我不敢出声，生怕这只是一个幻觉。我捂着嘴巴，拼了命地去按病房里呼唤医务人员的按钮。
我望着那双漆黑的眼睛，滚烫的眼泪不断划过面颊。江海，欢迎回来。
苏醒之后，江海的状态一直不太稳定。他清醒的时间太短了，其他时候又恢复了沉睡，但是从心率、血管扩张等各项机理测试，相比他完全沉睡的状态已经好了许多。有一次，我为他做身体按摩的时候，发现他的皮肤有一点点温度了。
我欣喜若狂，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世界上每一个圣灵。
收到我的消息后，江海的父母将再一次奔赴美国。因为江海的签证已经失效，办理探亲签证会十分麻烦，他们这一次选择了旅游签证，需要的时间会比探亲签证更长。
次年的春天，江海的情况终于逐渐稳定下来。脱离氧气罩之后，护士试图让他开始发音，做一些基本的肢体活动。
他的大脑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CT的结果显示还有淤血堆积，但是不能再冒险做颅内手术，风险太大，况且江海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办法支撑一场大手术。
他的身体器官已经大规模地衰竭，每天依然只能靠着营养液和葡萄糖维持生理机能。同时，他的肌肉也已萎缩，已经瘦弱得再不复当年的翩翩少年样。
他很少开口说话，护士说他现在处在最艰难的恢复期，语言中枢受损，记忆力紊乱。
他就像一个曾经被世界遗弃的孩子，一无所知，警惕而又迷茫。
我每天都为江海擦拭身体，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我甚至比他没醒来之前更忙了，每天先开车到医院，为他打点好一切再去上班，下班后带着或许没写完的代码飞奔回医院。有些时候忙疯了，我就干脆留在医院，趴在他的被子上睡过去。
我的面色憔悴得吓人，于是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我买了人生第一瓶粉底液和口红。我希望在江海的记忆里，我一直都是那个开朗的、活力十足的姜河，如果不这样的话，我想以后总有一天当他记起来，他会为此难过自责的。
更多地去考虑别人，将自己放在第二位，甚至更后面的位置，这应该也算是成熟的标志吧。
某个春日，旧金山淅沥沥地下了一场雨。相比起波士顿的寒冷，旧金山的雨多了一点温柔，我起身走到窗边，伸手拉上江海病房里的窗户。
忽然，我的身后响起一道淡淡的声音。
“姜河。”
这是江海的声音。
相较顾辛烈曾经如少年般爽朗干净的声音，他的声音会更平静低沉，而此时，因为太长时间没有说过话，他的声音又哑又粗。
可是我知道，这是江海的声音，这是江海，在叫我的名字。
我满脸泪水地回过头。
我发现自从江海醒来之后，我哭泣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多了。
这一声“姜河”就像是阀门开关一样，江海的大脑再一次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转动起来，开始慢慢恢复。虽然他还是常常会词不达意，忽然之间顿住，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可是他已经渐渐记起来他是谁，还有他的一生。
我不得不告诉他，这已经是车祸发生后的第三年。
知道这个消息后，江海沉默地在病床上坐了整整一天。
太阳光从地板的一头悄悄移动到他的身上，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这片金光中，然后这束光又渐渐离开他的身体。
夜幕降临，我终于看不下去，出声叫他：“江海。”
他回过头来看我，黑眸深深，看不出喜怒。
我开始想象，如果我是他，如果我一觉醒来，发现这个世界已经不停不歇地向前运转了三年，我会不会崩溃。这不是冻结，而是被抛弃。
“江海，”我难过而愧疚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江海神色复杂地看着我，他问：“这三年来，你一直都在这里？”
我没有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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