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建的脸已经被抽得肿了起来。
陈满贺被救起后，他爸赤裸着湿淋淋的上身，照着虎建的脸反手就是一巴掌。谁都能猜到这件事和虎建脱不了关系。虎建也扛不住打，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向爸妈交代了。但他们是闭起门来教训虎建的，虎建的话到底只有他们一家三口知道。墙洞里的老鼠不会人话，带不出消息，是非黑白还得靠一张嘴来判定。
虎建妈用一根竹篾抽着虎建的手心：“你再说一遍，是谁把满贺推进河里的？”
“是……是，”虎建咽下泪咬牙承认，“是我。”
“那是谁趴到满贺背上捣乱的？”
“是棉棉。”
“那对了。是棉棉趴到满贺背上，满贺自己站不稳，掉到河里去的，听见了没？”
虎建茫然地抬头，明晃晃的光刺着他红肿的眼。
虎建的爸爸也沉默地点了点头。谁都不想惹事上身，他把满贺从河里捞起来，再多赔上一些钱，也就不欠人什么了。
各家对证的时候，棉棉趴在六婆肩头，因为哭得太累睡过去了。五个大孩子缩在各自的父母脚边，探出半个脑袋，带着畏惧观望着一个在人群中发疯的女人。
那是别人口中常说的“**”，陈满贺的妈妈。
虎建妈第一个站出来仿佛真心实意地劝慰道：“好了，满贺妈，别再哭了啊。棉棉还小，不懂事。我们这些做爸妈的也没管好自己的孩子，看到满贺……也不敢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能做的也不多，这些钱就当是我们替孩子向你赔不是了。”虎建妈向众人使了个眼色，众人纷纷向前，把钱塞到满贺妈手里。
满贺妈的哭声渐渐小了下来。
棉棉的父母也在场。只是棉棉的父母无法和他们心领神会，他们是从外面来的，他们也缺席了棉棉六岁之前的童年，他们摸不清其中的门道，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没有争辩和申诉的权利，别人说了什么，他们只能全盘接受。
其余四个孩子的父母都在虎建的爸爸办的工厂里打工，三四十岁的人，总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说完最好，什么话只说一半。钱也赔了，歉也道了，还能有什么办法？有些事情，瞒着瞒着也就过去了。
六婆摇着棉棉，从人群中退了出去。
五个孩子不知不觉站到了一起。
木棉树上的红花快要脱尽了。
从她决定嫁到红水村开始，她就知道往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不好过怎样，有个男人倚仗还不能比自己一个人拉扯孩子强？被人暗地里一口一个“**”怎样，**还得丢掉脸面自己挣饭钱呢，你让他们自个儿给自个儿丢脸看看？
她向来是个心狠的人。十八岁那会儿心一狠，跟了外地来的一个男人远走高飞，过了两年滋润日子，又灰头土脸地回到老家。二十五岁那年心一狠，拉着她五岁大的孩子嫁过来，成了三个别人家孩子的妈。
为了能在别人家里安个身，她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可以不顾，任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割猪草、挖野菜，被村里的孩子拿着弹弓追着跑。可她能怎么办？邻居嫌、婆婆狠，丈夫也不过拿她当个女人。连她自己都不能在别人家好好安身，她儿子又怎么能在别人家里继续待下去？
她任自己的儿子受尽白眼，甚至连她自己也对儿子施以冷落。她的儿子，再怎么难也应该和她一样，咬着牙挺过去。难能难到哪里去？他现在也有饭吃、有学上，再怎么难能比没有一口饭吃难？
她总以为再怎么样，他也是她的亲生儿子，她总是记挂着他的。但多年的冷淡已经成为了习惯。
当听到满贺落水时，她心里一震，半边天却没有塌。
到六婆家撒泼前，丈夫和她就已经说好，把要来的钱分出一半，给大儿子盖间新房。不然还能怎么样？满贺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她自知儿子的气数已经尽了。她当时看着冷汗连连的儿子，替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吊瓶上的药剂不过滴下一滴，她就点了头。
她到六婆家门前哭得声嘶力竭，每哭一声都在呕出一口母子亲缘的悲切的血，都在斩断一丝血脉交融的牢固的结。几叠钱交到了她手上。她的哭声和情分就此渐渐衰竭了。
人总得朝前看。于是没什么大用的陈满贺，就这样被他们漫不经心地抛到了脑后。
没有人知道此时的陈满贺正在想些什么。大人们在忙着隐瞒实情，小孩子在忙着惊慌哭泣。那样沉默的经过病床前的风，带不出他的心绪。
也许他此时还先在窒息钝痛的恐惧中奋力挣扎。
也许他回到了更小的时候，在还没有来到红水村之前，身处一轮徐徐消退的落日中。
也许他的季节已经更替到了秋天，他站在一片枯黄飞絮的芦苇之间，静静地着一片闪光的湖面。
也许他想起某个夏夜，棉棉站在眼前，摊开自己小小的手掌，一只气息微弱的萤火虫颤抖了翅膀，尾部的荧光一闪一动，一流一曳。他们追着萤火虫的流光望去，目及之处一片璀璨的星空。
无论他想到了哪里，他作为“小哥哥”的故事都要在此搁笔。
他就此停留在了这里。可是所有人都必须长大。只有他停留在了这里，那颗沉落河底再也不会升起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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