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没有。杨剪果然不说话了。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公交即将靠站时，李白又道：“我也想抽。”
杨剪没说什么，两指夹着那小半截香烟，把李白拽到身前，背朝着自己。他是左撇子，因此李白的左半边身子就被他的手臂环住了，烟气从背后飘到面前，带着薄茧的手指也擦过李白的耳朵，凉凉的，让他下意思想把耳垂缩起来。但他当然没有这种特异功能，只是缩了缩脖子，等他再把脖子伸直，把脑袋挨过去，张着嘴想咬那烟尾，唇峰都碰上小指了，杨剪又忽地把手抬高。
“小孩儿抽什么烟，”他轻轻搡了李白一把，“行了，回去吧。”
李白吃了瘪，也有点来气，爬一级台阶就回一次头。当他投了币，扶住车头的横杆站稳，气已经消了，公交也关门启动。他再转脸去看，杨剪已经走了，从站台穿过一条雪泥脏乱的窄马路，走上一条宽阔流丽的大街。街上只有他一个，公交往同方向开，经过他的脚印。
还想去北大宿舍参观一下呢，还想问问能不能周末带我去天安门，李白心中默念，从背后看着杨剪，又超过去从正面看，向日葵似的转着脑袋，把一天在两分钟内过完，看着他从放大到缩小。但现在看来那都不是多么现实的事。
但至少我们都活着，有点难地活着。人缩成小点，再也看不见的时候，李白闭上了眼。
来北京前，李白身上带着这些年攒的全部积蓄——两千块钱，目前只花了很小一部分，但只有花销没有收入，房租路费伙食费几块接着几块地扣，好比眼睁睁看着一块又香又甜的大蛋糕被蚂蚁啃食，总归让人焦虑。这天过后，李白没再往中关村乱晃，秉持着寻找杨剪时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开始在理发店之间扫荡。
北京人在这方面似乎不比南京人重视，李白以自己租的单间为中心，一圈一圈地找，没有如预想中碰上遍地都是时尚美发铺的状况，看来当初同事跟说北方人不爱捯饬也不是危言耸听。更倒霉的是，李白又练了几年的技术，碰壁次数却远比在南京初来乍到时遇上的多。手艺过关要价还低，遭拒的主要原因就是年龄，最可气是有一家都把他收了，也让他安安生生地干了三天活，老板突然给他结了一百块，说最近严打，实在不敢再雇他，又说老板自己也要放假回老家了，要他自己过个好年。
李白觉得自己像棵刚扎根就被拔起来的菜。
他也完全明白过来，这里的规则也和他以前学会的不同。没有人因为年纪小欺负他了，但也没有人因为年纪小要他了。
这是腊八节当天，李白又冷又饿地回到家，躺在硬板床上，盖着被子又盖了一层棉袄，捏着那张百元大钞入神地盯。沮丧了一会儿，他就爬起来给自己煮粥，放了很多白糖，喝得人舌根发麻，石景山不行，他决定年后去大兴碰碰运气。
那边还是郊区，对未成年劳务管得应该没有城里那么严。
很快他就睡着了，一放松下来，他就睡了将近两天。后来天还没亮，他是被冻醒的，睁开眼睛一看，出租屋东南角的天花板居然塌了一大块，大概占整间屋子四分之一的面积，渣土和碎片掉进房子，黑洞洞的天空就在上方，冷风也直接往里面灌，房顶的雪顺势落下，也有堆积在边缘的，已经化了不少，不停地往下滴答。
纵使是得过且过如李白，也觉得有点惊吓，他把自己的行李抢救回来，擦干净脏污，打开小暖炉烘干，等到天亮之后，八点半，差不多都该起床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给房东打电话。
房东倒没要他赔，还跟他说不好意思，说自己不在北京，给他联系了工人来修。
李白等了三天也没等到什么工人。
他自己去找人，要么是太贵，要么是已经放假了。
幸好床不在空洞下面，就是冷了一点，李白还不至于太落魄。白天无聊，他就会走到商场，也不买什么，只是想听里面放的王菲的歌。只是又过了几天，离除夕越发地近了，李白还得了重感冒，半夜发起烧来，第二天爬起来把自己裹得像个萝卜，没有医保去医院开药，他随便找了家沿街小药店，钱包仍然元气大伤，他突然很委屈，意识到自己的凄凉。
他买了瓶矿泉水，但心里是很想喝温开水的，一边吞药片一边掉眼泪，他还灌了一肚子冷风撑得边走边噎。先前怕有人从洞里钻进去偷东西，他把值钱东西都带在身上，其实也就是那个装钞票的牛皮纸信封和一个栓了钥匙的怀表，就这么带着全部家当，走到了车站。
泪眼模糊地照着站牌看了一会儿，方向是红色，字是松绿，北京的地名都奇形怪状，有些不认识的字，但李白认识那四个字，北大东门，看准线路，他爬上那辆朝北的公车。
要想找到杨剪，李白唯一知道的就是物理楼和学五食堂。他觉得前者更可靠一些，在棉袄领子里埋着脸，小跑着找过去，却发觉门口守着保安，还拉着“禁考试作弊，树严谨学风”的横幅。
是在期末考试吗？这大楼连带着整片校园都静得出奇，李白知道自己这回混不进去了，他站在保安看不见的一个小路口，等了半个多小时，五点出头，天色已经落得十分昏沉，耳边响起动静时脑袋也不太清醒了，反应了十多秒，李白才想明白那轰隆隆的声音是学生们聊着天在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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