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生于一个正常的幸福家庭里, 而有些人不是。
我花了很多年才做到坦然接受“我属于‘不是’的那群人”这一事实。
所有故事开始于二十五年前的上海。
当时刚从复旦毕业的我妈，即苏欣苏女士，在迪斯科舞厅与我的亲爹宋叙明一见钟情，当晚就跑到黄浦江边散了一整夜的步。
按苏女士的说法，确实是“一见钟情”, 但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我亲爹算是整个沪上都鼎鼎有名的小开, 在摩登的年轻人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苏女士因为长得美也小有名气——因此，要是说没有什么猫腻, 我是不相信的。
两朵花开在了一处, 郎情妾意，天雷地火,
后来, 也许是苏女士长得足够美、能让我亲爹为她浪子回头，也许是我亲爹的家庭足够有钱，总而言之，那天的深秋，他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共赴爱情的坟墓。
夏天的爱情总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激情，因为气温太高, 会让人头脑发热，将炎热与激情混为一谈, 然后误以为自己坠入爱河。
他们并不适合, 但是他们都在努力打磨自己, 好让自己的齿轮能够合上对方的缺口。
遗憾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无人能幸免于难。
——宋家倒了，上海又回到了六十年前的样子。苏女士才做了六年的阔太太，又只好收拾东西出门工作去了。
而我亲爹却始终无法接受“家道中落”这个事实，那些纨绔脾性一分未改，甚至越来越过分。
苏女士白天上班，晚上带我，每天都累得半死不活。而我亲爹成天在弄堂里和一群爷叔打着麻将，对我漠不关心，有时还会夜不归宿、放浪形骸到了极点。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苏女士已经进了一家著名跨国公司做销售，薪水越来越多，然而我亲爹也越来越废物，后来连午餐都不做了、让我陪他一起喝西北风。
我猜，苏女士应该是那个时候认识Michael的。
Michael Knig是她上司的上司的上司，那家跨国公司中国区的总经理，一个英俊的德裔美国人，有着一头灿烂的金发，但是形容高傲。
——然而苏女士有才有貌有手段，只要她想要，有什么是她拿不到手的？
有一次我窥见Michael送她回家，两人在阴影中拥吻。
那时候，上海已经遍地都是洋人，其中好些还学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一个洋人、和一个中国女人，在角落里接吻，算得了什么事？
估计我亲爹也察觉到了。本来这段婚姻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悲剧，早就已经分崩离析，两人比起一对怨偶、更像是住在一起的陌生人。
他本是无权置评的，但也许是男人的自尊心作祟，某天晚上，我在卧室里写作业，就听到他们俩在客厅里激烈地争吵起来。
宋叙明骂她“轧姘头”、苏女士回他一句“老棺材”。
有瓷器破碎的声音传来，但我却不敢出门去看。这是我记忆里苏女士唯一一次如此失态的场面——她尖叫哭喊着，像一个泼妇那样，我听到宋叙明在喊她“住手”，但是过了很久很久，所有动静才消失不见。
我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想哭，但又莫名觉得没什么值得哭的。
第二天我亲爹就不见了。
从此以后，我只有在每周一的下午才会见到他——他那个时候要回家拿钱，否则就过不下去了。
但是后来情况好像又变好了一些。宋家又有了些起色，我大伯把宋叙明叫过去帮忙，他渐渐也有了正形，回家的频率高了，也不只是拿钱，偶尔也会送钱过来。
只可惜这些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在我小学五六年级之际，苏女士开始带着我和Michael见面。我知道她是想和Michael结婚的，Michael应该也正有此意。
他是个很好的男人，一个好的情人、好的丈夫、甚至是一个好的父亲。
苏女士告诉我他离过婚，有一个在康奈尔读书的儿子，正想要一个女儿。她要我好好表现——因为洋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总是低看一眼二嫁女人带来的“拖油瓶”。要是Michael能喜欢我，她逃离现在这片泥沼的几率又会增加几分。
我想我表现得应该很好。我觉得Michael可能比宋叙明还要更喜欢我，他愿意教我讲英语、陪我写作业——他还给我取了一个英文名，“Estelle”，我很喜欢它。
后来他要调去香港做亚太区的COO，我们也得随他一道离开上海。
在离开上海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我亲爹是他与苏女士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他当时西装革履，整个人派头十足，在我看来格外陌生。
他抱着我哭了一会，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风流多情的模样。
这可能是我们父女之间最亲密的一刻，但我当时只觉得他假模假式的，还有些嫌弃他弄湿了Michael给我买的小洋裙。
我跟他道别的时候，也只是很敷衍地吧唧亲了他的脸颊一口。
没有任何分别的实感，我被苏女士带到了虹桥机场，见到Michael时，我很快又开心起来——直到我坐上前往香港的飞机，我才渐渐有了些惆怅，只不过这些惆怅都比不过即将来临的新生活带来的兴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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