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我的这些叙述，你可能认为我是个教育虚无主义者，告诉你，也不全对。我刚才告诉过你，我经常去我的大伯父家-------尽管他已经自己搬走了，是因为他们家有我很好奇的东西。我的大伯母带着在家的四个孩子，小堂哥因为大伯父的搬走已经辍学，大堂哥和几个堂姐本来就没再上学。我每次去他们家里的时候，没几个人在家，各忙各的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忙啥子去了，就是我的大伯母，还有她的母亲在家。家里是照例的干净、整洁，她们总把我当客人看，对我很客气，水果糖是没有的，在那个年代，能用点小麦面煎点小面棍已经是很好的零食了，还有五六分钱一包的五香葵花籽，然而必竟还要五六分钱。可是，她们能用最开心的笑话来招待我这位小客人，我的大伯母的衣服一直是干净整洁合体的，她总能发现一些好玩的、有趣的话题来逗我笑，这是我在家里享受不到的情绪。家里只有父亲的威严和距离，母亲的学习要求和絮叨。而这里，那些都没有，有的只是开心，而这种开心对我有着极大的磁铁一样的吸引力。即便现在，想起我的大伯母时，我的心里仍然充满着崇敬。她不识字，可是在村里和乡里，很多识字的人都没法和她比。她一个人把我的两个堂姐，两个堂哥带大，结婚生子，还帮他们带孩子。当想起我们这个家族时，我认为典型的杰出代表是我的大伯母，而不是大伯父，因为他搬走得实在太早了，为了去爷爷那里享清福去。所以，当我看到现在很多读书人告诉我他是研究生，博士生时，我就想起了我的大伯母，她应该是什么学历呢，尽管她不识字，但你们这些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一个个蜷在都市的角落里，没钱就生活不下去，钱少了就撂挑子，多干一点就觉得吃亏了。还堂而皇之地告诉社会说你们是文化人，真的是个黑色的笑话；就像蝙蝠一样，只能在黑夜出没。
我的大伯母让我更加坚信地确认，山里人是真正的文化人，我为我是她这样的文化人的侄子而感到骄傲，这种骄傲溢满了我的胸膛，我的眼际眉梢。
我时常会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看爬墙虎怎么爬到了屋顶，看隔壁朱乐成家的梨树上的果实，并在他们家没人的时候爬墙去摘两个过来。后来，我知道那叫窃，当然照例不是偷；我还能看牛粪被做成饼状，粘在墙上，晒在阳光下，用来烤火，多么有机的燃料，多么有意思的自然轮回。
我的小堂哥比我大四岁，他是智力型的玩伴，在所有的儿童游戏中，他全部都是赢家。不管是玩方块纸板，还是火柴盒，五十K扑克，陀螺，他样样精通，我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面，可他好像感觉不到我对他的崇拜，总是话不多，自己玩自己的。但因为两家轮流共养一头牛，我在山上放牛的时候，堂哥就不在，反之亦然。这样，我就必须独自面对同村的放牛小伙伴，这是我交际生涯的开始。牛在山上吃草，我们不吃，可当然不能没东西吃，对吧?众生在山上也应该照例地平等，所以，我们在吃的方面的需求是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的。山脚下有各个村子里的乡亲们种的红薯、花生，甚至有的人家居然还种了香瓜。红薯、花生如果刚从地里拔出来，生吃会有一种白色的浆液，略带土腥味。我们便从家里带包火柴和小铲子，当然，没有铲子也可以，把松树枝掰成尖尖的形状，在地上掏开一个洞，用落下来的松针叶点着火，下面用松枝作燃料，把用泉水洗净的花生、红薯放到火上烤，大约几分钟，就可以吃了，这个烤熟的香味可以飘很远，那升起的烟自是隐藏不掉的，所以经常会暴露目标，成为大人抓住我们的实证。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有一次，隔壁阿六子和我们一起不小心窜到了他自家的红薯地，在他爸发现时，这些红薯已经在我们的肚子中参与物理运动了。当然了，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在石头根部挖了个洞，这样可以不受风向的影响，烤红薯就变得更容易了，烟道也会更容易控制些，极大地减少了被发现的机率，除了那石头会被熏黑一些。
烤红薯只是我们众多活动之一。我们在牛吃草的时候，还可以到山脚下的水塘里游泳，抓鱼。这在我们家，是犯纪律的事儿，因为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接近四十岁了，中年得子，不得了，宝贝蛋儿似的。他们每年夏天来临的时候，会严防我下水。可是，山间的日头大，等我游完了上来后，太阳只要几分钟，就把我晒干了。美中不足的是，这样的过程，总是容易被他们识破，因为我的头发在水塘里扎过猛子，上岸后，显然太顺溜了。于是，我爸从竹丝做的扫帚里截断一根，在我的腿肚子上猛抽了几下作为惩罚。后来，他们干脆把这根扫帚丝直接插在墙上，为了随时使用方便。对我来说，那就是刑具啊。我开始用反侦察手段，在游完上岸之后，故意用手把头发弄乱，甚至还让同伴们洒点土灰放在上面。安全了一段时间后，不知道是因为有小间谍，还是因为他们的偷窥，开始审讯我。再到后来，他们每天早上在我的腿肚上用毛笔写下”不准玩水”，哎，真是难坏我了。在墨迹保存不住的时候，我干脆告诉他们，是流出的汗破坏了他们的书法。由此可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自古颠扑不破的真理，还是应该反过来，我也不知道，也懒得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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