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随机的选择，而是有明确的含义。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志，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
更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并且迅速付诸行动。沙俄赠予清方“一万支来复枪及附件和五十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上海正式成立“中外会防局”，英、法军队直接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其后帮助清政府收复宁波。后来英法等国又在华组成“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等混合部队，与湘军淮军一起作战。这更证明洋人确实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
后来曾国藩说，外国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
其实在此之前，曾国藩通过“一件小事”已经感觉到这些洋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时收到的税款七十余万两白银，移交给清政府。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
清政府事后脑洞大开，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但是清朝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一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尽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为例，说他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当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具体谈到海关改革时，“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
外国人将七十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一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起码此举可称为君子之行。所以后来他在信中曾赞叹道：“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后来曾国藩又看到，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廉明有效，收到的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的多两倍甚至三倍：“即令沪、镇、浔、汉凡有领事官之处，皆我国令管关者，一体稽查，一体呈验，正税，子税，较我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
这些事情，让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
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者素称恭顺”等语言后来居然出现在曾国藩的文件当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湘淮军和西方人直接合作，镇压太平天国。通过与戈登、赫德等人的直接交往，曾国藩发现这些洋鬼子虽然毛发浓重、相貌怪异，但是为人举止并不粗野，也有其原则和风度。比如戈登治军居然能做到公正严明，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
特别是在拿下苏州后，戈登因为李鸿章违背诺言杀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而大为愤怒，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后来戈登又拒绝接受朝廷的一万两白银赏金，“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这件事让曾国藩对外国人的行事风格有了更深了解。
2．师夷长技以制夷
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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