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秋天，我时时刻刻不自知地陷入思念。
的确，遗忘是个漫长的过程，我想他不会明白我真的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
我记得，他讲过的故事，写过的字。
我记得，白天黑夜的交替。
我记得，高原上刮过的凛冽的大风和冰川上的等字。
在那之后，世界依然活着，可我已不再是我。
我想，大概都只是幻觉吧。
好像那些反射弧特别长的动物，拖着沉重的躯体在过往的回忆里缓慢地前行。
当时的我，像很多小清新的帖子里所描述的那样，穿棉布长裙，披着长鬈发，脚上踩着万年不换的匡威，单反挂在脖子上，独自穿行在岛上弯弯曲曲的巷子里。
有时很吵，有时很安静，有时我会停下来把镜头对准一大丛艳丽的花朵，看起来特别文艺女青年的样子。
后来他们告诉我那种花叫做三角梅，是厦门的市花。
奶茶店和酸奶店的客人络绎不绝，价格真是不公道，但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走出“不×××××就等于没来过××”的局限，所以尽管有些不爽，但仍然每天挤在那些趋之若鹜的游客当中。
但我难以融入欢声笑语的人群，我像一抹惨白扎眼地杵在五颜六色当中。
我怎么会忘记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郁郁寡欢，几乎随时随地都会有某个名字在脑海里突然闪现。
虽然已经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但有些难以说清楚的东西却丢失在了风里。
很难相信，真的不在一起了。
很难接受，以后大概不会再见了。
像会致幻的麻醉剂似的对自己重复了一千遍：你再也不会遇见那样的人了，你再也不可能爱上任何人了。
我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不快乐，最惨的是，我对此毫不掩饰。
在青旅的后院里，阳光充沛，不知道是哪一栋闽式建筑里每天都会飘出悱恻的曲子，我坐在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给朋友打电话，他们问我：“你好些了吗？”
握着手机忽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好些了吗？好些了吗？这些句子仿佛从听筒里飞出来凝结成一个个沉重的问号把我砸蒙。
怎么可能会好起来？如果你爱过你就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其实世上没有什么好的爱情和坏的爱情，只有实现了的爱情和夭折了的爱情。
我们是受过了伤痛，余生都在流血的人。
｛谁也不能碰我的梦｝
那是我在青旅的第二天黄昏，一天当中的狼狗时间，我坐在青旅外面的椅子上抽烟，原本喧嚣的小岛开始逐渐安静下来。
前台那个男生跑过来问我：“喂，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
他说：“我叫曾畅。”
他们问我：“打算在岛上待多久？”
我说：“不知道，看心情吧。”
他们又问：“还想去别的地方吗？”
我说：“不知道，没计划。”
我看着他们眼睛里闪着毫无恶意的好奇，带着一点儿疑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这还看不出来吗？”我笑得很风尘，“你们看我这么年轻，又没有金钱概念，又没有时间限制，当然是被包养了啊。”
这样恶俗的玩笑在两天之后，被慕名前来的读者戳破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曾畅那一副又惊又喜的表情说：“我靠，你居然是作家。”
……
满头黑线，有乌鸦从头顶飞过的感觉。
1990年出生的男生，四川人，因为抑郁症在很小的时候就退了学，之后辗转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份工作，我印象最深的是酒店厨房里的五厨和影楼婚纱摄影师。
他带我去一家相熟的店吃早餐，我没话找话地问他：“你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临街的门面外面很吵，我好清楚地记得他抬起头来，带着少年的意气风发，满不在乎地说：“没想过，但有一点，我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只做我喜欢的事情。
这句话，十七岁的独木舟，也说过。
十七岁时的独木舟，是什么样子的呢？确切地说，其实应该是十七岁时的葛婉仪吧。
那时候，独木舟只是论坛上的一个ID，QQ上的一个网名，它还没有成为某本书书脊和封面上醒目的作者名字。
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不太合群的女生，成绩不好还不肯笨鸟先飞，每天趴在堆得高高的参考书后面写小说，作业本和圆珠笔都用得特别快。
下课时间就跟一群男生去天台抽烟，很少跟身边的同学聊我内心世界的想法，大概就算我愿意说，也没人会明白。
老师们都不太喜欢我，尤其是班主任，经常无缘无故地叫人把我的课桌搬去她的办公室写检讨，到毕业的时候，我写的检讨大概有一寸厚，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些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
记忆中那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惨淡的青春期好像没有尽头。
十七岁的我没有美丽的躯壳，没有钱，没有知己，没有圆满的爱情，但还好可以写字，还好我是真的喜欢做这件事。
可以说，我是靠着梦想活下来的那种人。
十四岁时，同桌的女生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说：“第一，是要出一本书，第二，是要去非洲。”
在爱情里，在生活里，我可以任由别人伤害我，这些伤害可以被看成滋养生命的养分，练就我日渐强大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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