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实际上，对于如何支配资源、分配财富，人类进行了各种尝试，探索了许多方案。比方说，根据武力的强弱、资金的多少，或者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这就形成了三种社会类型，即武力社会、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邦国的特点，是半武力半权力，并由武力过渡和转化为权力，或者说借助武力获得权力。因此，邦国必将发展为帝国。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这是一种必然。
众所周知，制度是历史形成的，而“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又“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资源稀缺、财富不多、族群较小的情况下，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主要靠自然法则来分配。比如在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时代，也包括野蛮时代前期，猎物和谷类基本上由族群的成员共享。但如果入不敷出生存困难，则年老体弱者就将被淘汰出局。他们将被分配到较少的食物，被杀死或被迫自杀，甚至被吃掉。因此，即便在这种自然法则中，我们仍可以感到某种力量的存在，比如风俗的力量，习惯的力量，自然的力量。
毫无疑问，这三种力量，只可能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前期发挥主导作用。到野蛮时代后期，人类已经掌握了制陶、养殖和金属加工的技术，社会财富空前增长，社会需求也空前增加。这时，风俗的、习惯的、自然的力量已不足以左右社会，也就必须让位于另一种力量，即“武装的力量”。事实上，野蛮时代部落之间的战争是没有休止的，能够成为一名战士也极其光荣。那时，一个人，如果战功显赫，他就会得到部落的奖赏和女人的欢心；而一个部落如果足够强大，它就会吞并其他部落。这种吞并开始是在小范围内局部地发生，即就近吞并。这就是柳宗元所说的“近者聚而为群”（《封建论》）。吞并的结果，是小部落变成了大部落。大部落之间也要互相吞并。如果吞并不了，或者要共同对付更大的部落，它们就会组成部落联盟，以武力最强大的部落为领袖，这就是“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各部落首领听命于最强大部落的首领）。
在这里，“听命”二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什么呢？说明部落联盟的领袖已经主要靠行使权力来管理社会了，尽管这权力是依靠武力来获得、来支持的。但不管怎么说，武力已经开始向权力转化，这就为过渡到权力社会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战争的结果，一方面是资源和财富逐渐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另一方面，这个或这些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因此，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武力社会就必然会过渡到权力社会，由初级形态的国家（邦国）变为成熟形态的国家（帝国）。正因为如此，权力社会的统治集团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只有希腊是一个例外。希腊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从野蛮到文明，从武力社会到非武力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同的是，希腊人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变成权力社会，而是变成了财力社会。这些北方来的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原本是蛮族。当他们移民到希腊半岛时，就像范缜所说的落花，有的落在了枕席上，有的落在了茅厕里。那些落脚之处土地肥沃的，就一直务农下去，并建立起“半权力社会”。这就是斯巴达。土壤贫瘠的，则改事航海、殖民和经商，并建立起“半财力社会”。这就是雅典。财力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遵循的是市场规律，讲究“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并由此产生出既保护又约束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或“社会契约”——法律。在法律面前，就像在契约面前一样，是人人平等的。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也因此，财力社会与专制或集权不相容。还因为此，民主与共和只能产生于财力社会，即只能产生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其他国家（武力社会或权力社会）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与共和制度，只能从商业国家输入，或向商业国家学习。
诚然，民主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雅典城邦公民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耻辱和污点。但这些缺憾是可以修正的，民主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同样，财力社会也不一定就比武力社会和权力社会美好。武力社会的英雄气概和权力社会的温文尔雅，在财力社会很可能会被恩格斯所谓的“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所取代，代之以寡廉鲜耻的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资本控制的社会甚至有可能走向专制。如果资本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就会造成垄断，正如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就会造成独裁一样。垄断和独裁，是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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