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文字狱在帝国的历史上不可能是常规，正如焚书坑儒只可能有一次。伦理治国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以“软控制”替代“硬打压”，岂能动不动就人头落地？所以，帝国的屠刀通常是藏在袖子里面的，就像狐狸尾巴多半藏在袍子下面一样。高高举起的，是让许多士人垂涎三尺的东西——官与禄。
这个方针在西汉时期就确定下来了。自从汉代确立了对人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怀柔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就出台。这就是让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到朝廷来做官，成为帝国的御用文人。汉制，地方官有向朝廷推荐人才的义务，不推荐者有罪，推荐非人同样有罪。汉武帝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汉书·武帝纪》）如果地方官牧民一方，居然一个人才也发现不了，那就是玩忽职守。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是“独尊儒术”之前就有的。董仲舒就是因为被举为“贤良方正”，金殿对问，才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天人三策”。但尊儒之后，人才的选拔便明显向儒家的治国主张倾斜，道德品质被看作首要标准。比如“孝廉”，就要求孝于父母而廉于国事。因此被推荐者，一定要有孝行和廉绩。“博士弟子”（这是汉武帝应董仲舒之请设立的），则要求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总之是要求“品学兼优”。这正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所使然。
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东汉末年，所谓孝行和廉绩，便已经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时谚有云：“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学文化，或者不养父母，全都徒有虚名。于是“察举制”废，“荐举制”立。所谓“荐举”，又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按品授官。这种明显带有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当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帝国的官职被士族阶级垄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于是到了隋唐，又被代之以“科举制”。所谓“科举”，就是通过全国统一的分科考试（科）来选拔人才（举），所以叫“科举”。在这种考试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确有学问，哪怕出身寒门，也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显然，从察举、荐举到科举（它们被统称为“选举”），帝国的人才网罗制度确实是日趋成熟。科举制一兴，天下士人趋之若鹜，帝国罗网疏而不漏。难怪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入，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但真正的赢家，却其实是帝国。它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可以说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因为这些官位和俸禄反正是要给出去的，不给儒生士子，也要给别人。因此帝国并没有亏损什么，甚至根本就没有亏损。
然而红利却相当可观。首先，它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没有这一认同，帝国也可以强制性地独尊儒术，并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赶尽杀绝，就像秦始皇做过的那样。但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甚至没有意义的。不识字的草民原本就别无选择，帝国自己又不能生产知识和思想。它真正要钳制的，是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只有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识形态，帝国“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才真正获得了成功。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所谓“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奉帝制思想为圭臬，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的脚下（其实是拜倒在帝国的脚下），争先恐后地为它效劳（其实是为帝国效劳），岂非“天下归心”？更何况，这些头脑被儒学占领后，就不会胡思乱想，接受和产生什么异端邪说了，而这，恰恰正是帝国担心的。帝国在得其利之余还能去其弊，岂非“双丰收”？
何况还另有收获，这就是找到了维系天下一统的最佳方式。一般地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农民、地主、商人、贵族的社会，应该是封建小国，邦国时代和西欧中世纪都如此。因为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大范围远距离的接触、交往和流通，完全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中国的思想家甚至还有这样的观念，即无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相反，如果你放弃中国文化，那你不是中国人，当然也不是外国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这就叫“夷狄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行夷狄则夷狄之”。这一观念，无妨称之为“文化高于种族”，与现代西方人主张的“人权大于主权”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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