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俸禄太低而权力过大，只是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它既不是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追踪州县盘剥所得的去向。
去向也很简单：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孝敬上司。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包括“耗羡”在内的额外收入是只有州县才有的，因为只有州县才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牧民之官”。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常规税费之外加收加派。这就会造成极大的失衡，即级别最低的州县的收入，竟大幅度地高于府道、抚督和中枢官员（京官）。这当然绝不可以，事实上州县也不敢独吞自肥。他们的这笔额外收入，是要拿出相当部分来孝敬上级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名目，也要有一个规矩。没有名目，便会有行贿嫌疑；没有规矩，则无从把握分寸。好在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帝国的官员们从来就不缺乏智慧，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很快就在实践中产生。它的名字，就叫“官场陋规”。
官场陋规又叫“规礼”，也就是照规矩要送的礼金。这些规礼包括临时性的和常规性的两种。常规性的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取暖费）和“冰敬”（降温费）。再就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要送“节礼”和“寿礼”。礼金的多寡，因地（穷县富县）因职（肥缺苦差）而异，但不送是不行的。
临时性的礼金也有一定之规。比如上级来视察时要送“程仪”（即路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和“部费”，其中送给地方政府的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叫“部费”。此外，长官的门房那里要送“门敬”，跟班那里要送“跟敬”。如果是接到任命，进京陛辞，或原本在京待命，即将赴任，则离京之时须向有关官员送“别敬”。公元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一个名叫张集馨的地方官，从朔平知府调任陕西督粮道（主管西北地区军粮的地方官）时，仅在北京的“别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银子。上任后，仅送给巡抚的规礼，一年四季就共要五千二百两；而这位陕西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实际上大约除海瑞和少数几个人以外，几乎没有州县不取“耗羡”，没有督抚不收“陋规”，没有京官不接受“孝敬”。能不在常规之外加码，便是清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此之谓。这是连康熙这样的皇帝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唯雍正帝曾试图革除，但至乾隆时即恢复）。正因为皇帝默认，百官奉行，谁也不当真把它看作腐败，因此是一种不算腐败的腐败，我称之为“非典型腐败”。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帝国的尴尬与两难。
众所周知，康熙并不是糊涂皇帝，他难道不知道“耗羡”有问题？当然知道。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改不了。同样，林则徐也不是贪官污吏，他难道不知道“陋规”是腐败？当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收呢？因为不能不收。其实，“陋规”二字早就一语道破天机，而且简直就是传神之至妙不可言——明知是腐败（陋），却又非做不可（规）。请大家想想，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荒唐的根源不在别处，就在帝国制度本身。前已说过，帝国制度有三大特征，即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这就决定了帝国的各级官员，只可能是皇权的代理人，不可能是民众的代言人。而且，这种代理也只可能是自上而下层层递减的。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州官县官，离权力中心也最远。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因为“天高皇帝远”，他们就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在离他们并不太远的地方，就有监临的上司。这些上司的上面，又有上司。正是这些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而不是民众，决定着他们的前程。也就是说，一个官员要想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关键在于其上司的赏识和提携。能被皇帝赏识提携当然更好，但对于中低级官员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因此几乎每个下级官员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和上级搞好关系，至少不能得罪他们。
问题在于，帝国官员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上级轻而易举地就能给下级带来好处或造成伤害，下级却很难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上级带来什么实惠，除非他以盘剥百姓所得来孝敬上司。因此，尽管要孝敬上级就难免会伤害民众，但是，在孝敬上级和保护民众之间，许多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谁都计算得出，作为被帝国雇来放羊的临时工，让包工头高兴显然比羊群的茁壮成长更重要。羊群长得再好再肥，也是农场主（皇帝）的，自己的实惠却只能来自包工头（上级）。何况帝国的羊儿是那样众多，拔几根毛并无伤大雅。羊的任务原本就是生产羊毛，拔掉了还会再长。就算拔光了也不要紧，因为恢复羊群的健康已是下一任牧羊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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