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讲的，大概就是中国古代政制怎样由“好制度”变成“坏制度”的过程。那么，何以至于此呢？钱先生也总结了几条，比如“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以及中国社会过于平等，中国人民过于自由，中国政治太讲法治不重人治等。这几条，除了第一条外，其他结论都让我们目瞪口呆。但仔细读来，才发现原来钱先生的概念和我们大相径庭。他老先生说的“平等”，其实是“平铺”；他老先生说的“自由”，其实是“散漫”；他老先生说的“法治”，其实是“死抠条文”，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因此我们只讨论第一条：“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从秦汉到明清，帝国的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吗？有。比如地方行政从郡、县两级，到州、郡、县三级，到道、州、县三级，到路、州府、县三级，到省、府、州县三级，再到名义上的省、府、州县三级，实际上的总督辖区、省、道、府、州县五级，就是中央政府不断破坏原有制度，不断从上往下派出官员、增设建制，亦即不断从地方收权向中央集权的过程。结果，是“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级机关日趋庞大，地方政治日趋糜烂，管理成本增加了，问题却越来越多，效果也越来越差。
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向中央集权呢？这就要先弄清楚权力集中到哪里去了。集中到所谓“中央政府”那里去了吗？没有。实际上，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的权力，也在同时被逐步蚕食。东汉的相权小于西汉，隋唐的相权小于东汉，宋元的相权小于隋唐，明清则干脆取消了宰相。中央政府没了首脑，只剩下一群秘书和部长名不正言不顺地在那里维持工作。这样的“政府”，难道也是集权政府吗？
显然，从秦汉到明清，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权力被逐步削弱，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被逐步剥夺。收回来的权力集中到了一个人的手里，他就是皇帝。
所以，帝国制度的全部问题，就在皇帝这里。
皇帝自然是不能没有的。没有皇帝，就不叫帝国了。何况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元首，这个元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是皇帝。这当然也在理。问题是元首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虚位的，一种是实位的。帝国也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名义上的，一种是实际上的。王国、共和国，也一样。比如君主立宪的英国，就是名义上的王国实际上的共和国。它的国家元首就是虚位的。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则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的王国或帝国。它的国家元首则是实位的。可见，有没有皇帝，要不要皇帝，或者一国之首叫不叫皇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究竟是虚位的，还是实位的。
钱穆先生主张和赞赏的，显然是一种“皇帝虚位的帝国制度”，即“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作为一种主张，钱先生此说自然不无道理；但要说这是中国人的“一向意见”，恐怕就值得商榷。
中国人一向主张帝国的元首（皇帝）虚位吗？否。倘若果真如此，就不会有所谓帝国了。帝国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邦国制度演变而来的。邦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普天之下一个名义上的国家联盟领袖（天下共主），天子之下若干个各自为政的诸侯王国。如果把这“天下”看作一个国家，则这个“国家”的元首（周天子）就是虚位的，即“天子虚位，国君实位”。后来，不但国家联盟的领袖（天子）是虚位的，组成联盟各国的元首（诸侯）不少也变成虚位的了，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政由宁氏，祭则寡人”。钱先生的主张，岂非老早就实现过了？
可惜大家都说不行。说不行的人还不肯坐而论道，都要用拳头说话。最后是打出了一个大秦王朝，也打出了一个帝国制度。创立这个制度的秦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没实行过国君只当虚位元首，把政权交给王国政府的制度。实际上，秦王国之所以能在兼并战争中胜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孝公依靠商鞅的变法，打击了封建领主势力，把政权、财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国君手里，建立了“国君集权”的制度。秦始皇既然是靠着这个制度把王国变成帝国的，那么，他在由秦王变成了皇帝之后，又怎么会把政权交给宰相？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大秦王朝和帝国制度的建立，究竟是偶发事件还是历史必然？从结果看，显然是后者，因为“百代皆行秦政治”，汉唐宋元明清也都是不叫“大秦王朝”的大秦王朝，即帝国。所以，帝国是一种必然。帝国既然是必然，那就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也一定会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行。这才有汉的削藩（取消封国的自治权），唐的分省（将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由一个宰相府分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宋的释兵（收回将帅兵权，改由文臣将兵），明的罢相（废除宰相制度），也才有前面说的种种变革。这些变革，说到底，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里，而且集权、集权、再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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