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边日出西边雨
看来，服饰这事，还真不能视同儿戏。往大里说，它即便不是“治国之纲”，至少也是“治国之方”。往小里说，它是一个人内心美丑和道德修养的表现，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一种礼仪。也就是说，服饰、礼仪、道德是三位一体的。失仪必失礼，失礼必失德，失德必失国。这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修养的人，就不能随随便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因此，中国文化在传统上，是反对和厌恶“奇装异服”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奇装异服简直就是坏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恶劣者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妇女，只要一见到身着奇装异服者，就像见到了麻风病人，避之惟恐不及。这种厌恶和反感，在历史上甚至曾经导致谋杀案的发生。比如郑文公之杀子臧就是。事后有人评论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一件奇装异服，竟招来杀身之祸，而舆论还认为是理所当然，可见穿衣戴帽，还真不能随人所好。
穿着奇装异服要遭人非议、厌恶，甚至嫉恨，穿着过时的服饰，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则会遭人笑话。白居易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原来，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流行胡服，女装多“襟袖窄小”。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早已流行“大髻宽衣”，袖宽往往超过四尺。至于画眉，也由时兴细而长的“蛾眉”，改为时兴阔而短的“广眉”了。其实，蛾眉原本是极美的。杜甫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wò）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就是说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自恃天生丽质光彩夺人，朝见皇上也不施粉黛，却仍要“淡扫蛾眉”，可见蛾眉之美。然而，曾几何时，“青黛点眉眉细长”竟成为“外人不见见应笑”的过时装饰了。可见“时髦”也是极重要的。朱庆馀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
(选自《新增百美图说》，邱寿嵒作，光绪十三年苏州石印本。）
既痛恨奇装异服，又害怕过时落伍，这可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也和饮食的表现大相径庭。
说来也是有趣，饮食和服饰虽然都为中国文化所看重，实际情况却似乎不大一样。饮食比较保守，服饰则比较新潮。饮食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饭馒头，今人也吃米饭馒头；五千年前吃火锅，现在依然吃火锅。无论食品原料、烹调方法、进餐方式、习惯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国特色”，难得一变。当然，要说一点没变，也不是事实。不过，即便最爱吃麦当劳、肯德鸡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还爱不爱，就很难说；长大了，还爱不爱，也很难说。再说，不吃西餐和洋快餐的，毕竟还是大多数。所以，仍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世界文化趋向认同的未来，饮食，可能是“中国特色”的最后一块阵地。
服饰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如果说饮食是一位因循守旧的老先生，那么，服饰便像一个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国的服饰，曾屡经变化。说得远一点，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说得近一点，则有辛亥以来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装，不要说与千百年前大相异趣，便是与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样时尚化，总归是和国际接轨而不是和传统接轨。传统的服饰，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馆的意义。城市里已很难见到中山装，农村里小伙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辫子，也不大容易看见了。
事实上，咱们这个最最痛恨奇装异服的国度，恰恰也是最最爱赶“时髦”的地方。许多外国名牌在中国的畅销，就连外商也感到奇怪。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竟会用数月的工资去换一块体面的包装布，“十六岁的花季”们也能潇洒地走进时装专卖店，用父母的血汗钱换取时髦。看来，我们确有必要讨论一下与服饰有关的时尚问题。
时髦之谜
一般地说，所谓“时髦”，总是新奇玩艺。赶时髦就不会反对奇装异服，痛恨奇装异服就不会赶时髦。中国人又反对奇装异服，又爱赶时髦，岂非莫名其妙？
说怪也不怪，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员，每个人的生存都要以群体的存在为依据，每个人的价值也要以群体的判断为标准。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尊卑、贵贱、优劣、是非、善恶、美丑，都归群体和他人说了算。更何况，服饰这东西，原本就是穿来给人看的。如果没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没有意思。陆游诗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花儿尚且不能无人观赏，况美貌盛装之人乎？所以爱美的女子一旦无人观赏，也就无心梳妆。这就叫“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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