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价最高
毫无疑问，真正的友谊，毕竟是超功利的。正因为如此，友谊才会成为体现真爱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重义轻利的人，才会把友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
首先，友谊重于金钱。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金钱乃“身外之物”，最不足惜。不但金钱，一切可以用钱买的东西，一切值钱的东西，一切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都可以为友谊而轻易舍去，“万金宠赠不如土”。当年，孔子要他的学生颜回和子路谈自己的志向和愿望，重友情的子路便慨然答道，只愿把我的车马衣服和朋友们一起使用，用坏了也不可惜。这其实也是一般看重友情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态：自己的金钱财物，只要朋友需要，尽管拿去使用；朋友需要什么，只要自己有，也决无吝啬保留。
这就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把友谊和金钱分得很开，友谊归友谊，金钱归金钱。不要说朋友借贷，便是父子借钱，也要立字据，打收条，认为这才是尊重人格。因为西方的人际关系，是“契约关系”，非立约不足以规范。中国的人际关系，则是“情感关系”，一立约，便见外，会“伤了感情”。所以中国的朋友之间借钱，很少打“借条”，甚至讳言“借”字，而说“只管拿去用好了”。朋友之间，重的是“信义”而不是“契约”，因此在语言表达上，“友邦”、“友军”也要比“盟邦”、“盟军”更亲切。朋友有难，本当救助，岂有吝惜财物之理？甚至，仅仅只是为了与朋友共度良宵，以图一醉，也不惜典当宝贵的财物：“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这话，是他客居友人元丹丘的颖阳山居时在宴席上对主人说的。酒钱不够？你不是还有五花马、千金裘嘛！拿出去！拿出去！叫你们家小孩子拿出去换酒来喝，咱哥们今儿一定要一醉方休！这种“反客为主”的慷慨，真非以心换心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如此。梁启超诗云：“沥血一杯酒，与君兄弟交。君母即吾母，君仇即吾仇。”连至亲和仇敌都“与朋友共”，况乎钱财？
不但金钱财物，便是功名利禄、官爵职位，也可以为朋友舍去。比如司马迁，便正是因替李陵辩护，不但丢了官职，绝了仕途上的前程，而且被下狱问罪，入“蚕室”，受“腐刑”。其时，李陵已然降敌，司马迁的辩护，并于事无补。战将降敌，不要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便是一般“爱惜名节”的人，也不能容忍。然而司马迁却宁愿冒着天大风险，为并不在面前的“叛徒”辩护，这就非“知心”而不可为。司马迁获罪后，依律可以出钱赎罪，但他家贫不能自赎，而平日交游的朋友竟无一人愿意帮他。结果司马迁在狱吏酷刑的淫威下受尽了折磨，而且所受乃任何男子都会感到屈辱的“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生不生死不死。受此屈辱后，司马迁又忍辱负重地完成了巨著《史记》，这就非“真君子”、“大丈夫”而不可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但凡写到为友捐躯或忍辱负重的人物，总是那么动情，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此外，如赵国虞卿为救魏齐而自解相印，中牟县令陈宫为救曹操而自弃官职，都可以说是“重义轻利”的豪举。
不但金钱财物、功名利禄、官爵职位等等“身外之物”，可以为朋友舍去，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乃至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为朋友牺牲。在有名的“赵氏孤儿”故事中，程婴为了“报恩”，以亲子代替被追杀的赵盾之子，冒充顶死；公孙杵臼为了“友情”，又代替程婴冒充藏孤之人，和程婴之子一同死于非命；韩厥为了“正义”，冒险放走真正的赵氏孤儿，然后自杀灭口。这三个人，便正是孟子所谓“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种为恩情、友情、正义或情义而不惜献身的行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春秋时代齐国人北郭子，家贫不足以养母，曾求助并受惠于齐相晏婴。后来晏婴见疑于齐君，只好出奔他国。晏子一走，北郭子便对朋友说，请把我的头放在竹篮子里，交给齐王，就说晏先生是天下之贤者，他一走，齐国必亡。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国破家亡，不如先死！说完自刎而死。北郭子的朋友为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为了与友人“同生死，共患难”，又自刎以托付旁观者，终于惊动齐王，亲自坐上驿车去追回晏婴。
又比如西汉大侠郭解，因犯律被官府通缉，武帝追杀，逃到临晋。临晋人籍少公并不认识郭解，见他来求，便设法帮他脱逃出关。后来官府追查到籍少公这里，少公才知道原来那人竟是郭解。为了掐断线索，竟自杀灭口。少公与郭解素不相识，并无交情，也居然以身相殉，这就不能说是忠于友谊，而只能说是“任侠”了。
任侠
任侠，又叫“尚义任侠”、“为气任侠”、“使气任侠”，也就是“好带意气，以侠义自任”的意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游侠列传》所云，我们可以总结出侠或任侠的三大特征，即：重然诺、讲义气、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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