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出身的刘邦当然也不会喜欢他。尽管刘邦出于政治的需要重用了他，尽管听了他一席高论后也“自以为得信晚”，但他刚一进军营就伸手要权要官，而且狮子大开口，非大将军不当，也仍然会让刘邦心中不快，并留下阴影。没有哪个当领导的会真心喜欢这种狂傲的下属，无论他们是如何地有真才实学。也不会有哪个领导会高兴被自己的下属趁机要挟敲一竹杠，也不管他们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可以肯定，当韩信要求当假齐王时，刘邦心里便已经动了杀机，只不过并没有流露出来罢了。因为刘邦能忍。为了自己的所谓“大业”，刘邦是什么都忍得下的。
当然，当刘邦认为可以不必再忍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刘邦收拾韩信，是一步一步来的。也可以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就在韩信发兵帮刘邦打败项羽没多久，刘邦就突然袭击夺走了韩信的兵权（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然后借口“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把他打发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当楚王。这种事刘邦以前就干过一回。他曾在某个清晨佯称汉使，飞骑驰入军营，趁韩信和赵王张耳还没起床，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走印符，调兵遣将，弄得韩信和张耳大惊失色。这一次又故伎重演，趁着平定鲁国的机会，突然“还至定陶，驰入齐王（韩信）壁（军营），夺其军”。有过经验教训的韩信，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在两次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被打发到下邳当楚王的韩信开始时还活得很潇洒。韩信毕竟是楚人。楚人而楚王，多少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所以韩信对这一调动还没有什么怨言。他找到了当年在河边分给他饭吃的漂母，赠以千金，以为答谢，也算是兑现了当年“吾必有以重报母”的诺言。他也找到了当年曾管他饭食后来又撵他出门的南昌亭长，赏以百钱，并教训说：你老人家是个小人，做好事不做到底。当然，他也找到了那个曾使他蒙受胯下之辱的流氓，却令人意外地并没有报复他，反倒提拔他做了掌管巡城捕盗的中尉。韩信对大家解释说这是条汉子。当年他羞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只不过杀之无名，所以就忍了下来。显然，当初可杀之时尚且不杀，现在就更没道理也更没理由去杀了。如果当时不杀而现在杀，岂非恰好证明当时并不敢杀，证明自己当时确实怯懦了，这才从那小子裤裆下爬过去？无疑，只有此时不杀，才能证明当时不怯。韩信是聪明的。
实际上，杀了那小子，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当韩信受那胯下之辱时，他们双方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是平等的。如果韩信奋起一搏，无论胜败，都会获得同情。现在不同了。韩信封王拜将，位极人臣，那小子依然故我，还是个市井无赖，双方的地位已极为悬殊。这时来杀他，固然易如反掌，却半点意思都没有，反倒给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感觉，很是不上算。但是以德报怨，却显得宽宏大量，颇能得到舆论的好评。那个死里逃生的家伙，当然也会感恩戴德，到处说韩信的好话，又能收买一批人心。再说，“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是中国文化的通则，韩信报之以恩，岂非反过来证明当年所受并不是辱？这就等于给自己平反昭雪，洗刷了耻辱，当然合算了。
韩信不杀那市井无赖，却并不等于刘邦不杀韩信。
韩信的情况和那无赖不同。那无赖既无能力，又无地位，韩信让他活他就活，叫他死他就死，其实已是行尸走肉，自然无需动用牛刀。韩信就不同了。他其实已对刘邦构成威胁。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不过，刘邦还是打算一步一步来，并不打算一下子就置韩信于死地。就在徙韩信为楚王的第二年，刘邦伪称天子巡狩，出游云梦，从洛阳来到陈丘（今河南省淮阳县），在诸侯郊迎的道旁，突然袭击秘密逮捕了韩信，理由是有人告他谋反。这当然不是事实。要反，当齐王时反不好，等到今天？刘邦也清楚那举报是诬告，但却不愿放过这个收拾韩信的机会，于是便把他绑在车上带回了洛阳。一到洛阳，便宣布大赦天下，也趁机“赦免”了韩信，只不过把他降为淮阴侯，也不让他到封地就职，而是留在朝中，颇有些“宽大处理，以观后效”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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