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奉天子以令不臣”，是为了高举正义的旗帜；颁布《求贤令》，主张“唯才是举”，则是为了建立精锐的队伍。实际上，袁绍和曹操都是要用人的。那么，他们的用人之道有什么不同，曹操的高明之处又在哪里？
这一集，我们讲曹操的用人之道。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三国志·武帝纪》的最后一段话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段话，是陈寿对曹操的总体评价。从这个评语不难看出，战胜袁绍，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成功；而曹操能够成功，又因为他精于谋略和善于用人。可见，用人之道，是曹操成功之道的核心内容。
所谓“用人之道”，其实也就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人，二是怎么用。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曹操和袁绍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先说用什么人。
必须肯定，袁绍这个人，是有个人魅力的，也懂得人才和人缘的重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袁绍年轻的时候就在京城广交豪侠，经常在他那个豪门大院里开派对，办沙龙，迎来送往，呼朋引类，门庭若市，也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社会名流。这事一度引起当局不满，说袁绍这小子“不应呼召而养死士”，想干什么！他叔叔袁隗（音委ｗěｉ）也骂他，说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这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何进麾下效力。
可见，当时朝中就已经有人发现，袁绍在模仿先秦时代贵介公子的做派，交豪侠，养门客，搞小集团。袁绍自己，恐怕也暗暗以战国“四大公子”自许。贾谊《过秦论》说，那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于是名扬天下，一呼百应。这份风光，是很让人神往的。袁绍出身高贵，一表人才，是个翩翩美少年，便觉得很有资格也很应该成为这样的公子哥儿。
可惜袁绍只学了点皮毛，没有学到精髓。不怕花钱（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大概是学会了的，“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就谈不上。他交人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这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做秀和摆谱。袁绍这样做，是要告诉大家，袁大公子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好见的（不妄通宾客）。这不是摆谱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袁绍结交名人，是为了抬高自己，并非真心要使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袁绍从来就是自命不凡的，他不认为有谁比自己更聪明，因此也用不着当真笼络人才，只要能装点门面就行。这就是做秀了。为此，他可以做“折节下士”状，骨子里却是刚愎自用。这是他“能聚人而不能用”的根本原因。荀彧的判断是正确的：“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翻译过来就是：袁绍凭着家族积累的人缘，装模作样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以博取虚名，因此那些徒有虚名的家伙便都归附他。
这就是袁绍了：做秀演戏，沽名钓誉，装点门面，自鸣得意。
曹操却正好相反。他的方针是：实事求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来者不拒。在这个前提下，曹操妥善地处理了五种关系。
第一是名与实。曹操的政策是：名至实归，更重实际。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也很清楚自己的分量。他知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人帮忙。他也知道，自己的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他不是袁绍，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不是孙权，有一份现成的基业。他甚至不如刘备，有一张可以炫耀的名片。他的政治资本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门世族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也要，总之是多多益善。曹操甚至不要求他们真有作用，能装点门面也行。也不要求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自己，只要不公开作对就好。所以曹操迎奉天子迁都许县以后，就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孔融之流。这些人，当然不是来帮助曹操的。他们的说法，是来为国家和皇帝效劳。但在曹操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为皇帝效劳和为曹操效劳又有多少区别？至少，曹操这边也显得人才济济。
不过曹操更欣赏的，还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曹操这个人，是很有些平民意识和务实精神的。他有一句名言：“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他并不看重虚名。他把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就是不务虚名的表现。他也不崇拜名人。早在关东联军的时候，他就已经领教了什么叫“徒有虚名”。的确，不要迷信名人，名人和能人是两个概念。名人并不一定就有真本事，他们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尤其是东汉末年那个世风日下的时代，夸夸其谈表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曹操可不上他们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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