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了这样一番走马观花的匆匆掠影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魅力其实无关乎它们的大小和行政级别。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就有不少是小城。事实上也是如此。比方说大连较之沈阳，青岛较之济南，厦门较之福州，开封、洛阳较之郑州，喀什、伊宁较之乌鲁木齐，就更具魅力。显然，这样一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但，准确地把握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说出它们的魅力所在，却并不容易。
城市的魅力不在大小。山青水秀的小城镇远，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有兴趣的人不妨一读。
李华摄在《新周刊》编辑《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时，本书的初版已经面世，我也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某些城市魅力的定位，我是赞同的，比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苏州是“最精致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西安是“最古朴的城市”，厦门是“最温馨的城市”，成都是“最悠闲的城市”等。但有些定位则可以商榷。比如，说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香港是“最辛苦的城市”，台北是“最陌生的城市”等等，就未必准确。比方说，对于我们这些无缘“跨过海峡去看一看”的大多数“大陆同胞”来讲，台北无疑是“陌生的”。但，一旦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海峡变成了通途，去台北和去上海一样便当时，台北便有可能不再陌生。那么，到时候，不再陌生的台北，是不是就会因失去了“陌生感”而同时失去其魅力呢?
事实上，陌生并不是台北的特征，不是台北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台北也并不曾着意营造陌生的氛围，或打算使自己成为一个他人眼里陌生的城市。我们对台北的陌生感，其实是两岸的隔阂造成的。所以，即便是去过台北的人，也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台北。其实，用于广州的那个“头衔”——“最说不清的城市”，用在台北身上没准更合适。可不是吗?“这个城市，充满了混杂的风景。”“走在街上，你不仅会产生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空间交织的幻象，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时间错杂感。”“台北是温柔的也是暴力的。”“在台北，你分不清楚人们是贫是富”，“也说不清楚是科学或是迷信，草根抑或前卫”。这是一个“处处有活力，处处有怪招，处处有机会与失足，有发财梦与邪恶”的“陷阱”。“什么都绕着你转，却什么都抓不住”（徐学《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是不是有点“说不清”呢?
其实，即便把台北称之为“最说不清的城市”，也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说不清”，实际上还是“说得清”，只不过很难用一个两个词来概括罢了。如果一定要概括，也许只能用“多样”两个字，称之为“最多样的城市”。我们知道，这个先前叫做“艋”的小镇，成为名叫“台北”的大都会，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这个城市的文化，其实是由移民创造的。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和台北，但移民成分却各不相同。台北的移民，主要有40年代东渡的政治移民，他们来自山东、湖南、四川、东北；有50年代和60年代进城的乡下移民，他们来自台南、花莲、宜兰、屏东；有70年代的国际移民，他们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还有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移民，还有从日本和欧美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以及他们带回的海外配偶。说得早一点，则还有明清时代的闽粤移民，也许还有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某些移民，不折不扣的一支“多国部队”。这些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他们身上的“文化无意识”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们又都要在台北讨生活谋生存，他们也要通婚并生下第二代第三代。因此这些不同的文化便只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对立又交融，既冲突又整合，结果便呈现出新老并存、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的局面。比方说平剧、舞台剧、现代舞共聚一堂，歌仔戏、脱口秀、摇滚乐同台献艺，或者“早上坐飞机，中午冷气机，下午电算机，晚上找童乩（扶乩算命）”什么的。这种风格，我们不妨称之为“多样”或“驳杂”。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光怪陆离”或“面目模糊”。
如果说，把台北称之为“最陌生的城市”尚有可取之处，那么，把香港称之为“最辛苦的城市”便未免匪夷所思。陌生也许是一种魅力，辛苦怎么也是魅力呢?谁又会把辛苦看作魅力呢?的确，香港是忙碌的。“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然而，在香港忙碌的背后，我们不但看到了辛苦，更看到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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