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两种不同的世故。
世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是不能一点世故也没有的。不过同为世故，也不尽相同。大体上说，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来的，上海人的世故则是算出来的。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没有悟性，会不会悟。会悟的人，浑身都是机关都是消息儿。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动声色地那么一扫，周围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善恶好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后，该热乎的热乎，该冷淡的冷淡，该应付的应付，总不会吃了亏去。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世故，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世故。官场上那些老谋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们，都有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钝的人，如果久历官场，也多半会磨练出来。北京人虽然并非都是官，但官场既为“场”，就有“场效应”。北京既然是一个大官场，则场效应也就小不了。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转个圈，听听那些街谈巷议飞短流长，那世故也就几乎用不着学了。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启蒙开悟的北京人，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个人，在官场里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么?是人缘。只有上司赏识、同僚捧场，才混得下去，并获得升迁和提拔。其实，不但官场，其他地方也一样。所以，学会世故，首先要学会“处人”，而处人之道，又无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这一套。比方说，溜弯儿时见了熟人，都要请安问好。“老没见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这就叫礼数，也叫和气，因此不会有人嫌啰嗦。这种礼数也是胡同四合院里训练熏陶出来的。老北京人都讲究“处街坊”。街坊里道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要随个“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自家有个什么新鲜好吃的，也愿意街坊邻里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浓浓的人情味来。
这礼数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这里原本是俱为一体的。“您来点什么？”“您猜怎么着？”“您在这儿听是不？”“您又棒锤了不是？”都说北京人说话委婉，其实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为只有这么说，才显得对对方尊重，而且尊重里还透着关切，透着亲热，这就是人情。同样，也只有这么说，听的人才不觉得突兀，也才听得进去。即便说的是不同意见，也不会恼怒，说的人也就不会得罪了对方，这就是世故。毕竟，“拳头不打笑脸”，“礼多人不怪”，多点儿礼数，没什么不好没什么错。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呼其名，也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的。只有对怀里抱着的小娃娃，才可以这么问。即便问这样的小娃娃，语气也不会是直统统的，而多半会笑眯眯地问：“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如果是问上中学的孩子，就得问“十几啦”？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老年人，得问“高寿”。这里面讲究大了。这讲究，也是世故。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尊老的社会，最怕的，是把人家说“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说老了正好相反。“几岁”，是“十岁以下”的意思。这么问，岂非把人家当成了“毛头小囡”?长辈对晚辈尚且不可有此一问，如果晚辈这样问长辈，那就真是没大没小了。
没大没小，也就是不懂礼数，而不懂礼数，也就是不会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礼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礼数管着，包括说话，也包括别的什么。所以，即便发生冲突，也不能骂人，只能“损”。比方说，骑车撞了人，在外地，就会骂起来：“瞎眼啦！”或者说：“不会骑车就别骑！”北京人就不会这么说，而会说：“哟，别在这儿练车呀！”都说北京人说话“损”，或说话“艺术”，却不知这艺术是礼数造就的。因为礼数规定了不能骂人，可不骂心里又憋得慌，于是“骂”便变成了“损”。或者说，变成了骂人的艺术。
的确，礼数这玩意，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比方说，懂礼数的人，都有“眼色”。所谓“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话可讲什么话不可讲，以及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什么话该什么时候讲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北京话的特点，就是分寸感特强。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忆》中就曾谈到这一点。比方说，“三十来岁”和“三十几岁”就不是一码事，和“三十好几”就更不一样。它们分别是二十七八、三十出头和三十五六的意思。同样，劳驾、费心、借光、破费，虽然都是“文明用语”，都用于向人道谢或道乏，用处和用法也都不一样。这种细微的区别，就是分寸感。
实际上，人情世故，都要适度，才合于礼。过度的客气显得生分，过度的关切则难免谄媚，而恰如其分则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这就要费心思、勤琢磨，还要有教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然后可着尺寸做人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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