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霸气，说穿了就是官气。
读者如有兴趣，不妨读读龙应台的《吵架》一文。这篇文章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的“笔会”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转载，现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核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核心，而北京这一辑的核心竟是《吵架》。
龙应台的确没法不吵架。
按照龙应台自己的说法，她这个因“生气”而出名的中国人，动身之前就一再告诫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气”，因为至少有三条理由告诉她不能生气不该生气而且不必生气。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应战。“你！”一个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这时人潮正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手指穿过人群直指龙应台：“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牵着孩子的手，龙应台乖乖地挤过去，只觉得那个女人说话的声调、气势，就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龙应台想。“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字。龙应台递上证件，那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了下来。可是，龙应台的孩子，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这一架好歹没吵起来，但后来，龙应台终于忍无可忍。
问题是，检疫口的那个女人，为什么偏偏要和龙应台过不去?也不为什么，就因为她是中国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机。于是，那女人便轻而易举地把她从一群白人中挑出来了。
是中国人就可以凶，这就是那个女人的逻辑。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像泄了气的球呢?因为龙应台虽然是中国人，却又是“台湾同胞”。要对“台湾同胞”也颐指气使凶神恶煞，得到两岸和平统一之后。现在，谅她还不敢!
不难设想，如果龙应台“有幸”是一位“大陆同胞”，后面还将受到什么样的“礼遇”。这种“礼遇”我们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于一位读者写信给《北京晚报》说，龙应台这“气”生得实在不值当。因为这些事情咱们早就司空见惯，想气都气不起来。这位读者还说，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但照我看来，这位读者真是“痴心妄想”。当街坊邻居?当熟人朋友?没门儿!
为什么没门儿?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要想“官儿”同你当街坊邻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许有人会说，那个女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不算什么官，可她有权是不是?有权就行了。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吗?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或许还会有人问：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权吧，也用不着那么凶呀?这你就不懂了。像她那样的“弼马温”，不凶，怎么显出是个人物来?要不，怎么叫“拿着鸡毛当令箭”呢?
那么，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呢?也是官么?当然不是。可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还是“京官”。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都是小地方人。”这就叫“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
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什么是官气?说到底，官气就是骄虚之气。骄，因为是官，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呢?因为官们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头上这顶乌纱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出门时鸣锣开道，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等等。
痞气亦然，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
事实上，正如座山雕的时代“兵匪一家”，王朝时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里固然有“韦小宝”，市井中也不乏“高衙内”。“高衙内”仗势欺人，靠的是官威，摆的是官谱；“韦小宝”官运亨通，则无非因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赖脸。封建社会的官场作为最肮脏龌龊的地方，从来就不乏痞气，只不过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沦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气便暴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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