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了。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广东经验”：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蕃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蕃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蕃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径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土，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自唐以降，优秀的岭南诗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门户；而近代崛起的“岭南画派”，更是锐意革新，独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兼容西方摄影、透视等方法，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广东音乐则在运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外来乐器，于是便以其宽广丰富的音域和优美嘹亮的音韵深得人们喜爱，享誉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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