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武汉人是和烦恼结下不解之缘了：好也烦，坏也烦，乐也烦，烦也烦，反正是烦。说起来也是不能不烦。1999年“两会”期间，武汉市人大代表因《新周刊》说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发了一场讨论。江岸区人大代表王丹萍说：“天热太阳大，外面脏乱差，怎么会有好心情?人说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汉女人难有这福分，动不动就灰头灰脸，跟进城的农民似的。”的确，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生存的困难，都很难让人心情舒畅。难怪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人吵架了，烦嘛!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艳阳；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呢?
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而只会大骂一句：“闯（撞）到鬼了!要啫，到你自己屋里啫去！”
同样，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爱，也敢憎敢爱。他们的情感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囎”）。而且，爱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来铆起哭，笑起来铆起笑，吵起来铆起吵，骂起来铆起骂，真能“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也“恨到骨头里”，一点也不“差火”。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汉人生命中“垫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难行的路”也太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沟沟坎坎过不去呢?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呢?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唦！”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因近年来武汉大力发展公交事业而已逐渐成为历史）。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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