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马谡失了街亭，误了大事，那是应该处分的，但不等于一定要杀头。比方说，也可以降级贬官或者罚他军前效力，责令其戴罪立功。这也是处分败军之将的常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谡是不杀也可，或可杀可不杀。
马谡可以不杀，诸葛亮也并不想杀，流泪就是证明。陈迩冬先生的《闲话三国》在讲到诸葛亮为什么要流泪时，总结了四个原因，第一条就是“惜马谡”。诸葛亮为什么痛惜马谡呢？也有三个原因。第一，马谡是亲信。第二，马谡是人才。第三，马谡有威望。据《三国志·马良传》，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马谡兄弟一共五人，个个是人才（并有才名），最杰出的是马良。当时的民谚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白眉，就是马良。可惜，在夷陵之战中，马良阵亡了。所以他这个弟弟马谡，便要算作“烈属”。马良和诸葛亮的关系是极好的，好到称兄道弟的程度。裴松之甚至认为他们两人要么曾经结拜，要么本是亲戚。马良牺牲后，诸葛亮对他的弟弟马谡也十分关照。马谡临终前曾上书诸葛亮，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讲的就是这种关系。这个说法，从年龄辈分看并不合适。因为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马谡比诸葛亮也只小七岁。但中国历来就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说法，刘晔也说刘备和关羽“恩犹父子”。可见诸葛亮之于马谡，就是如父的长兄。
于是有人便因此而认为，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任人唯亲”。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马谡确实是人才。据《三国志·马良传》，马谡其人“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以至于“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大家想想，诸葛亮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哪有时间胡吹海哨侃大山，摆龙门阵？他和马谡作彻夜谈，当然是因为马谡的见解颇多可取之处。事实上，诸葛亮是采纳过马谡的建议的。据《三国志·马良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送行数十里。临别之际，诸葛亮对马谡说，我们两人虽然策划了好几年（虽共谋之历年），但我想今天你一定有更好的建议（今可更惠良规）。马谡便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纳其策”，这才有了后来的“七擒孟获”。
当然，没有马谡的建议，我估计诸葛亮也会这么做。但马谡能够和他想到一处，岂非英雄所见略同？可见马谡是人才。正因为是人才，所以也有威望。仍据《襄阳记》，马谡死时，为他流泪的竟达十万人之多（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可见痛惜马谡之死的，并非只有诸葛亮一人，也可见马谡其实可以不杀。
这就有了第三个问题：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仍然要杀马谡？
前面讲过，这个问题，蒋琬是问过诸葛亮的。诸葛亮的回答是什么呢？诸葛亮流着眼泪说，孙武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就因为他执法严明。现在，天下分崩离析（四海分裂），战争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兵交方始）。如果不能遵纪守法令行禁止，我们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显然，按照这个说法，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既然要“依法治蜀”，就必须依照法治的原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就要铁面无私，也就要执法如山，决不能因人废法，也不能徇情枉法。在这方面，诸葛亮堪称千古楷模。撤回汉中后，他严肃追究街亭失守的责任。据《三国志》之《王平传》和《赵云传》，除了将马谡下狱处死外，还杀了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兵权，将赵云从镇东将军贬为镇军将军。惟一没有处分反而升迁的是王平--加拜参军，统五部（统帅由一万青羌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当营事（负责诸葛亮的大本营），进位讨寇将军（原为裨将军），封亭侯。至于诸葛亮自己，也受了处分。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朝廷根据他“自贬三等”的请求，决定将他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这一系列的处置，在当时无疑是震惊朝野的事情，我们今天也同样看得惊心动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诸葛亮的许多过人之处。
第一是严于律己。诸葛亮在处分马谡等人的同时，也上疏刘禅，自请处分。在这篇著名的《街亭自贬疏》中，诸葛亮几乎承担起这次战败的全部责任。诸葛亮说，为臣以平庸的才能，不幸承担了不该承担的重任（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执权柄统帅三军（亲秉旄钺以厉三军），却不能训示规章严明法令（不能训章明法），也不能心存戒惧小心谨慎（临事而惧），以至于街亭将领不遵命令（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守军不听告诫（箕谷不戒之失）。究其所以，都是因为臣用人失误（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看人模糊不清（明不知人），遇事稀里糊涂（恤事多暗）。按照一旦战败就必须问责主帅的“《春秋》大义”（《春秋》责帅），臣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臣职是当）。因此请求自贬三等，以便督促臣改正错误（以督厥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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