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们也无意建立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不会平坦，也决定了他们的政权终将灭亡。那么，他们的道路有什么相同与不同，魏、蜀、吴三家又为什么会同归于晋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这其实也是曹操、刘备、诸葛亮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曹操杀边让、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都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那么，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都与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冲突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说清楚什么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个家族，怎么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为那时做官不容易。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在汉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也叫明经，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则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汉代，则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士以读书为业，其实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换句话说，士，就是“脑力劳动者”，即“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们甚至无权做官。
这样一说谁都明白，当时能够达到这三个标准的人还真不多。别的不说，光是通晓经学就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书读，都读得起。如果还要求什么都不做，专门只读书，那就更难。因此，只有那些有书读，读得起，读得进，读得好，而且并无其他职业（农工商）的读书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见，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士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这样一来，做官的名额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垄断，或者垄断某些官职。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一个人，官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使用推荐权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这些“门生故吏”也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但他们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门生故吏”，那么，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贡献若干名额作为报恩。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时间长了，也就垄断了做官权。
第三，享有推荐权的人还可以互相推荐，也就是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讨价还价便能默契地进行。最后是推荐权和做官权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么，士族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由于读书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为士族的，当然最有学问最有文化。因此，作为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士族便不难团结一大批文化人，这就是名士和太学生。太学生就是太学（国家干部学院）里的生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后备干部”。名士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贤达”。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还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窦武是外戚兼名士，刘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论何种身份，都与士族关系密切，大体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学生则成为他们的拥趸。上一集我们说过，所谓“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这些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这种意见，当时就叫做“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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