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民族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 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
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则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未必都打算当什么家，却无一例外的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早在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兼任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 30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 1935年入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三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然而顾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2月29日，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当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来，撤职反省，成为建国后第一次政治运动的祭品。灾难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脚。此后，顾准就一再受到打击和迫害。1957年和 1965年，顾准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劳改，成为我国唯一一个两次戴帽的“双料右派”。在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磨难和摧残：挨不完的批斗和毒打，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干不完的脏活和累活，受不尽的歧视和侮辱，妻子离婚自杀，子女断绝关系，老母亲睽违十载而不能相见，最后是身患绝症而不得医治，正所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所受之苦难，真到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极致。
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而，他是老革命，中共高干，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知识渊博的学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学超群铁骨铮铮的非凡男子 [直到“文革”后期仍有知识女性愿意嫁给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恶劣的“阶级异己分子”，不可救药的“双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风病人一样的“不可接触者”，鳏老病穷的“丧家犬”，牵连家人的“白虎精”。两两相比，反差实在太大。
于是我们就想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 才气与傲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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