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官场五官场有无公道-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不正常。
不正常是明摆着的。高长河的任命刚刚在省委常委会上通过，消息便不胫而走，以至于高长河家门庭若市，告状的跑官的接踵而来，而高长河本人却蒙在鼓里。事实证明，小道消息就是比大道消息来得快，而且惊人的准确。这又怎么能不让人听信小道消息，听信流言蜚语呢？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分清哪是流言蜚语，哪是小道消息。既然就连姜超林这样的大干部有时都分不清，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又如何弄得明？那就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大家都猜测，都想当然，都半信半疑以讹传讹，谣言也就满天飞。
可见，不正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政治生活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许多事情都捂着盖着，弄得神秘兮兮，也弄得一些人神经兮兮。正如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的，这是当年“地下党”时留下的习惯。地下党当然不能透明，越保密越好。但现在变成“地上党”了，再过分强调“保密”就不合适（事实上“保密”的同时是严重的“泄密”）。消息总是会传开的，而要求了解事情的真相说起来也是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干部的合法权益。人们在公开场合听到的既然只能是官话套话，那么，要想知道真实情况，就只有两个途径：老百姓靠听小道消息，领导干部靠听小报告。打小报告的人能有什么好心？就算是好心吧，你又如何保证他传递的消息是准确的？但不听不信，又没有别的办法。
惟一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做到政务政见公开。政务公开，就没那么多阴错阳差；政见公开，就没那么多飞短流长。就不怕公开矛盾暴露分歧么？不怕。暴露分歧总比掩盖矛盾好。凡事有利必有弊，两害相权取其轻。公开政见分歧，总比弄得大家相互不信任，面和心不和，疑神疑鬼，神经兮兮好！
但姜超林不是理论家，他不可能想那么多带根本性的问题，而只能考虑现实问题。现实是：如果是文春明接班，就没那么多事了！因此，在姜超林看来，造成这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省委不能公正地看待他和文春明。说得白一点，就是省委在文春明的问题上“太不公道”！
五官场有无公道--姜超林想不通，文春明更想不通。
文春明一肚子的委屈。他确实有条件有理由接任平阳的一把手：老书记姜超林极力推荐，自己的身体年龄也很合适，更何况平阳这些年的成就人所共知，他文春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情况也熟悉经验也丰富，正所谓“年富力强，轻车熟路”，这个市委书记他怎么就当不得？说来说去，还是叫平轧厂拖了后腿。平阳轧钢厂是文春明负责抓的一个项目，立项时预算八亿，实际上搞成了十二个亿的规模，却几年过去一寸钢板都没轧出来，反倒连工人的四百多万集资款都花了个精光。这自然不能不说是个问题，谁听了都会觉得触目惊心。但这不是文春明的过错，也不是平阳市委市政府的过错，说到底是体制问题和政治问题，主要是投资主体不明，以及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等。比方说，这个轧钢厂到底算是市里的、省里的，还是部里的，就说不清楚。又比方说，为什么要买AAT公司的设备？因为八九年政治风波以后只有这家公司肯和我们打交道，结果买回一堆废铁。再比方说，为了追加预算及时拨款，就得层层打点处处送礼，六十七万三的礼品招待费就这么花掉了。然而此事的责任人甚多，牵涉到方方面面条条块块，还牵涉到一些高层领导，包括现任省长陈红河，也包括省委书记刘华波（当时任平阳市委书记）。结果，批项目时有人管，请客吃饭出国考察时更不愁没人参加，可等到出了问题要人负责时，就找不到主了。只有他文春明，身为平阳市长，又是总指挥之一，脱不了干系。文春明实际上是代人受过，却没有一个同样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出来帮他说句公道话。他确实很冤枉。
所以，不但姜超林为文春明抱屈，就连高长河了解情况后也愤愤不平。他不但当面向刘华波提问：“您这个省委书记对人家文春明同志公道么？”而且，还对老岳父梁清平大发牢骚：“刘华波和省委这样对待文春明，我就是想不通，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官场无正义！”
高长河的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刘华波和梁清平的驳斥，但高长河却不能不想“官场究竟有无公道正义”这个问题。因为事情明摆着：“刘华波和省委今天能这样对待文春明，明天就可能这样对待我和其他同志！”何况，刘华波和梁清平的话，也让人不服。
先看刘华波和梁清平怎么说。
梁清平的说法比较和缓，也相当缺乏说服力。他的说法是：“每一段历史都得有人为它负责，文春明摊上了那段历史呀，有什么办法呢？”这好像不太对头。什么叫“摊上了”？运气不好呀？如果对待干部都讲运气，那还讲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再说了，难道“摊上”就该倒霉？那还有谁会努力工作，都去求神拜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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