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官场七心计与城府-实在地讲，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谁还能没有几个“哥们”？那岂不真成“孤家寡人”了？然而官场上又是不允许派系公开存在的，共产党内就更不允许。有明一代闹“党争”，最后闹得亡国，这个教训不能不记取。所以清代的皇帝，就比较注意打击“朋党”，雍正更是毫不留情。可惜，中国人偏偏又是喜欢抱团、扎堆、认同圈子的。就连水泊梁山之上，虽然都是“哥们”，也有圈子。智取生辰纲的几个就比较亲近，李逵、戴宗、花荣他们就和宋江比较贴心（这牵涉到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毛泽东也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就麻烦。既不能允许派系圈子的公开存在，又没法根除，怎么办呢？
想来也只能捂盖子、和稀泥、搞平衡了。每个人背后都有人，都有背景、关系、来头，动一个就是动一片，牵一发而动全身，谁都轻易动不得，不动又不行，只好要动都动，不动都不动。即便要动，也要考虑各派政治势力的均衡，尽量做到“摆平”。这既是政治的需要，也合乎道德。因为作为上一级的领导人，办事说话必须出以公心。什么是“公”？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平”。而且这个“平”，还不是平等，而是平均、平衡。公则平，平则公。所以，要“公道”就得“摆平”。摆得平就公，摆不平就不公。更何况，如果摆不平，原先的平衡就会打破，政局也就会动荡起来，这是谁也负不起责任的。
但这样一来，一个人在官场上的升迁起落，就不取决或不完全取决于他工作的好坏和能力的大小，也讲不得人人事事都公道。正如刘华波所说：“人人事事都要公道，这公道从哪里来呀？大局还要不要呀？”
大局当然得要，工作也得照做，只不过也得多个心眼。
七心计与城府--平阳市委办公室主任刘意如，就是一个浑身上下都长着心眼的人。
新书记一到任，凭着多年的官场经验，刘意如马上就意识到，现在开始的将是一个“敏感、复杂而又痛苦”的权力交接过程。而且，这个磨合过程必将是“漫长而艰巨”的。她这个市委办公室主任，也将面临两难的选择：是继续效忠姜超林，还是迅速靠拢高长河？两边她都得罪不起，又容不得她观望游移。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
如果刘意如只是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事情也许就会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她还想两边讨好，还想从中渔利。于是，她就作出了一个终将让她后悔一辈子的决定：在指使女儿金华举报耿子敬以后，又跑到姜超林那里通风报信，而且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问老书记要不要让金华向新书记做个汇报。
刘意如万万没有想到，新老书记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态度完全一致，而且早就通过气了。姜超林已经知道了金华的举报。于是她的这番表演也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和洋相。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她在老书记那里得到的不是欣赏和感激，而是悲悯和鄙夷。
刘意如是可悲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刘意如的可悲并不在于她的揣摩逢迎，甚至也不在于她的投机取巧，而在于她的自作聪明。她自以为官场风雨二十年，不知看过多少人上台下台，多少人得势失势，早就吃透了官场那一套，满可以陈仓暗渡左右逢源的，谁知道竟会“反误了卿卿性命”？
但我们却不可以因此而嘲笑和鄙视刘意如，将心比心，她也有她的难处。说起来，宰相门前七品官，市委办公室主任“官”不小，实际上却只是一个“高级听差”。多少熟悉一点官场情况的人都知道，办公室主任这个“官”并不好当，甚至简直就“不是人干的”。工作琐细事务繁杂不说，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开会吃饭，请客送礼，你都得伺候好打理好，稍有不慎，就会落下个天大的不是。镜湖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高如歌给新华社女记者李馨香的礼物准备得不对路，副市长胡早秋就给她脸色看。刘意如在这新老交替之际如果“站错了队”，岂不更有脸色看？弄得不好，恐怕就不光是看看脸色的问题了。连滨海市市长江昆华这样一个为“一方父母”的人，尚且都要考虑“跟谁”的问题，处在天天都要和顶头上司打交道这样一个位置，刘意如怎么能不学会揣摩，又怎么能不揣摩？
其实，刘意如猜测揣摩，高长河又何尝不猜测揣摩；刘意如左右为难，高长河又何尝不左右为难？省委找他谈话，话都是公开讲的，也都讲得很原则，高长河还是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听出了刘华波与马万里的微妙分歧。同样，姜超林也吃不准，高长河来平阳当书记，“究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还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他们也在猜测，在揣摩，只不过格调高一点而已。
不揣摩也是没法子的。官场中许多事都不能挑明，只能靠大家在相互信任中心照不宣，或在揣摩猜测中心领神会。因为官场中许多事情实在太微妙，太敏感。贸然说出来，不是泄露天机，就是引起误会，甚至授人以柄。傻乎乎地去打听，不但问不出什么名堂来，还会被视为不明事理不懂规矩没有眼色，被人笑话，看不起，甚至失去提升的机会。不能说，也不能问，就只好猜。久而久之，官场中人，就一个个都成了“猜谜高手”，既学会了猜测，也学会了猜忌和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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