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孔子大约也是会做官的。对于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们读《论语》，会发现多次有人问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论语·颜渊》，就有子贡问政，子张问政，齐景公问政，季康子问政；《论语·子路》，则有子路问政，仲弓问政，子夏问政，叶公问政。问政的人，有执政者，也有学生，孔子都对答如流，留下了许多治国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比如“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说，孔子为他的从政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是“时刻准备着”。
孔子也有想法。为了这些想法，子路还顶撞过孔子。这事可能发生在卫出公五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六十四岁、子路五十五岁那年。这年，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据《论语·子路》，子路听说后，就去问他老师：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卫君待子而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子将奚先）？孔子说：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马上就表示不以为然。子路说：先生真有这想法吗（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吧（子之迂也）！干嘛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听，勃然大怒说：仲由！你也太野蛮、太粗鲁、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个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是应该保持沉默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你怎么信口开河！
看来，至少从子路开始，说直话的就不讨人喜欢。于是六十四岁的先生，就开始教训他五十五岁的学生。孔子告诉子路，正名是极其重要的。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复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难道是小事？
正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守规矩，不胡来，社会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对子路说，规定了一种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说出来；说出了这个道理，也就一定能够做到。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
那么，孔子在卫国正名了吗？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孔子在卫国只呆了四年，卫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时就离开了。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当时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车子就走（退，命驾而行）。走的时候还说：鸟是可以选择树的，树还能选择鸟吗（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看来他是碰了钉子。
忠实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卫国（也可能在鲁、卫两国之间往返），而且在卫出公十三年（公元前480年），体面地牺牲在卫国的动乱中。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当时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冠缨断了，冠就戴不住。子路说，君子即便死，也不能免冠（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据《礼记·檀弓上》，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经做好的肉酱。
孔子对于做官或者从政，有准备，有想法，也有策略。他的观点，是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则要坚持，身体不能吃亏。怎么做呢？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其次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一段话当中的“危”，当然是危险的意思。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危险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呆。第二段话当中的“危”，有多种解释，杨伯峻、李泽厚等先生都译为“正直”，我同意。孙，读如逊，意思也是逊。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就说话正直，行为也正直（危言危行）。国家政治黑暗，行为还是要正直，说话就得谦虚谨慎（危行言孙）。行为为什么要正直呢？因为行为不正直，就不是君子了。说话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说话不谨慎，惹毛了那些不讲道理的执政者，他们就把你“喀嚓”了。违心的事不能做，惹事的话不能讲，这就是孔子的原则。这让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张：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两位圣哲之言，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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