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问题，也是孔门弟子的问题。
讨论结束后，子路、冉有、公西华先走，曾皙后走。曾皙就问孔子：他们三个讲得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讲了各自的想法而已（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曾皙问：先生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国靠礼，他一点都不谦让，所以我笑他。看来，孔子的“哂之”，是含有讥笑意味的微笑。曾皙又问：难道冉求讲的不是治国吗？孔子说，怎么不是？曾皙又问：那么公西赤讲的不是治国吗？孔子说，有祭祀，有结盟，不是治国是什么？如果阿赤都只能做小事，谁来做大事？
这次讨论，就到此为止，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让后人猜。比方说，孔子对他这四个学生到底怎么看？曾皙，好像是欣赏的，“吾与点也”嘛！其他三位呢？似乎没什么，不过“各言其志也已矣”。其实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是孔子的好学生。他们三个的关系，也可能比较密切，多次同时在《论语》中出现。比如仍据《先进》篇，子路曾经问孔子：听到了就去做吗（闻斯行诸）？孔子说，父亲和兄长都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做（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听到了就去做吗（闻斯行诸）？孔子说，当然，听到了就该去做（闻斯行之）。这下子公西华不懂了。同一个问题，怎么会有两种答案呢？所以他对孔子说：“赤也惑，敢问。”孔子回答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就是冉有。由，就是子路。退，就是退缩。兼人，就是勇为。冉有这个人，大约比较瞻前顾后，因此孔子鼓励他勇往直前。子路这个人，则胆大妄为，因此孔子告诫他不要听风就是雨。孔子的因材施教，这条记载就是证明。
其实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是有评价的，只不过不在这一篇，在《公冶长》。当时鲁国有个贵族叫孟武伯的曾经问孔子：子路、冉有和公西华是否“仁”。孔子的回答是，子路可以负责千乘之国的兵役和军政，冉有可以当邑县的长官和大夫的管家，公西华可以当外交官和主持人。至于他们是不是“仁”？不知道。此外，同为《先进》篇，还记录了孔子与季子然（可能是季孙家的人）的对话。这人问孔子，子路和冉有算不算“大臣”？孔子回答说，他们两个，可以算是“具臣”。意思也很清楚：不算“大臣”。
把这几条材料放在一起，孔子的看法就很明确了：他肯定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能力，而且说法和他们的自我评价一样，但对他们的境界有保留。什么是“具臣”？就是有工作能力的臣僚。什么是“大臣”？孔子的定义，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就是说，以大道和正义来辅佐君主（包括诸侯和大夫）。如果行不通，就辞职。显然，子路和冉有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孔子不承认他们是“大臣”。也所以，季子然又问了一句：那他们会一切都顺从老板，是老板的跟屁虫吗（然则从之者与）？孔子说，杀父弑君的事，倒不会跟着干。这就很清楚：子路和冉有，有工作能力，能够治国齐家；有道德底线，不会弑君杀父；但还没有达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最高境界。
这是子路和冉有。公西华呢？也是个有能力的，尤其擅长外交。据《论语·雍也》，公西华曾出使齐国。公西华走了以后，冉有就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小米（请粟）。这个“请粟”是要还是借？不清楚。冉有为什么能向孔子“请粟”？因为擅长理财的冉有，这时是孔子的大管家（宰）。他是先当孔子的宰，为孔子理财，然后才当季康子的宰，为季康子理财的。冉有“请粟”，孔子怎么说？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与之釜）。冉有请求再加一点。孔子说，那就再加二斗四升（与之庾）。结果呢？冉有给出的小米，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与之粟五秉）。孔子就不高兴了。孔子说，阿赤出使齐国，坐着高级轿车（乘肥马），穿着漂亮衣服（衣轻裘）。君子“周急不继富”，只可雪里送炭，哪能锦上添花？
此事是一个疑案，有许多问题弄不清。比方说，公西华出差，为什么要孔子给钱？他出的究竟是公差（替鲁君办事），还是私差（替孔子办事）？公西华“乘肥马，衣轻裘”，他的母亲为什么还没钱用？公西华家里缺钱缺粮，他自己为什么不说，要冉有去“请粟”？这些问题，学术界历来争执不下。我认为，公西华出的是公差。他“乘肥马，衣轻裘”，是鲁君给他的待遇，也是为了鲁国的体面。但公款不能私用，公西华也不能把鲁君的钱给母亲，或者让母亲和自己一样“乘肥马，衣轻裘”。挪用公款是不忠，母亲没钱是不孝。忠孝不能两全，公西华只能如此。冉有却认为，一个人在外头风光体面，家里也不能穷兮兮的。可是这话并不能去对鲁君讲，也就只好向老师要钱。孔子认为冉有的要求有一定道理，就批准了六斗四升再加二斗四升。冉有呢？觉得这么一点小米，并不能使公西华的母亲也和她儿子一样体面，就自作主张给了一大笔。这就和孔子的想法不同了。孔子认为，即便是慈善事业，也不是这么做的。何况冉有的做法，还是慷他人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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