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墨子与杨朱。
墨子和墨家的命运，让人扼腕叹息。想当年，这个学派可是显赫一时。《吕氏春秋》就说，当时孔子和墨子都是“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情欲》），就连所谓“万乘之主”和“千乘之君”，也“不能与之争士”（《诚廉》）。然而曾几何时，墨家学派就几乎销声匿迹。汉武以后，儒家从焚坑废墟中东山再起，墨家却再也没能翻过身来。墨子本人，在《史记》中也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这可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实更惨的还是杨朱，简直就是“人间蒸发”。他的生平事迹几无留痕，思想学说也仅剩只言片语，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和《列子》，而且是真是假都不清楚。这就实在太具有戏剧性。要知道，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可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这样红极一时的“显学”，居然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岂非咄咄怪事？
更奇怪的是，墨子和杨朱，刚好是两个极端。墨子，是为了有利于天下，恨不得像大禹一样“腓无胈，胫无毛”（《庄子·天下》）；杨朱，则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韩非子·显学》）。胫（音敬），就是小腿；腓（音肥），就是小腿肚子；胈（音拔），细毛。就是说，墨子是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腿上的粗毛细毛都磨光了；杨朱，则是在他的小腿上拔一根毛都不干的。一个是“一毛不留”，一个是“一毛不拔”；一个是“毫不利己”，一个是“毫不利人”，怎么说火就同时火了，说没就同时没了呢？
也只能说明一点：墨子和杨朱的思想，必有深刻独到之处。唯其深刻独到，才会惊世骇俗，风靡天下。同样，唯其深刻独到，才很难真正被人理解，终至无声无息。
那么，墨子和杨朱的深刻独到之处在哪里？
我认为，就在于他们都提出了极其重要又被人忽视的问题。什么问题？墨子提出的，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杨朱提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尊严。
还是先说墨子。前面说过，争鸣的起因，是社会的剧变；社会出了问题，则是诸子的共识。也就是说，无论儒墨道法，对当时的社会状态都不满意。但是，问题出在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他们看法不同。墨子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当时的社会不合理。怎样不合理？分配不公。在《非乐》篇，墨子曾经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动物可以不劳动，而“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人却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劳动不可。根据这一点，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就应该是“出力的得，不出力的不得，多出力的多得，少出力的少得”。然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往往是出力最少的，甚至是不出力的。他们“不与其劳获其实，己非其有所取之”（《墨子·天志下》），也就是不劳而获，取非所得，墨子称之为“无故富贵”（《墨子·尚贤下》）。
所谓“无故富贵”，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吃祖宗饭”，一种是“夺他人食”。比方说，出生在王公大人家里，生下来就有可以世袭的爵位和领地，不用对社会做任何贡献，这就是“吃祖宗饭”。又比方说，用种种不正当手段（比如盗窃、抢劫、诈骗、战争），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夺他人食”。墨子认为，社会存在这些现象，已经是不合理。更不合理的是，人们居然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在《天志下》，墨子说，偷别人的水果瓜菜，大家都说不对，因为他“不与其劳获其实”；侵略兼并别人的国家，杀害奴役别国的人民，比偷瓜偷菜严重多了，反倒变成了“义”，这真是岂有此理！在《鲁问》篇，墨子说，现在的诸侯们，侵略别人的国家（攻其邻国），屠杀别国的人民（杀其民人），掠夺人家的财产（取其牛马、粟米、货财），还要“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向后代炫耀“谁都没有我抢得多”。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邻居的人，抢邻居的猪呀狗呀，粮食呀，衣服呀，然后也记录在他们家的本子上、器皿上，向自己的后代炫耀“谁都没有我抢得多”，行吗？显然不行。同样的事情，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公贵族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平民百姓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和正义！
解决的办法，自然是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合理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呢？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互利互爱。首先，每个人都要劳动，都要对社会做出贡献。当然，劳动也不仅是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贡献也不是做同样的事情，也要有分工。分工在墨子那里叫做“分事”，即“份内之事”。比如君王的分事是搞政治，士人的分事是当助理，农民的分事是种庄稼，妇人的分事是做纺织（《墨子·非乐》）。这些都是劳动，都是贡献，也都有理由、有资格得到报酬。这就是自食其力。其次，分配的原则既然是按劳取酬，那么，为了体现公平，社会也应该保证各行各业的人都“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各尽所能。第三，既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么，社会的管理，就应该是有能力的上，没能力的下，即“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便是地位卑贱的农民、工人、商贩（虽在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能力，也应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相反，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没有能力也不能做官。总之，尊卑贵贱，都必须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表现和贡献进行调整，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这就是机会均等。至于互利互爱，就是墨子一再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前面已经说过（请参看本书第二章），这里不再重复。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