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义，主要是孟子的范畴。孔子也说“义”，说得还不少，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但孔子一般不把“仁”和“义”并列，搁在一起说是知（智），比如“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智）者动，仁者静；知（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孟子则不说仁智，说仁义，比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比如“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这是孟子对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大调整。从此以后，中国人就都不讲仁与智，改说仁与义了，比如不能“不仁不义”，比如“你不仁，休怪我不义”等等。这正是孟子的深远影响。
孟子为什么要仁义并举？因为单说仁，有问题。比如孔子说，只有那些“仁人”，才真正能够做到爱憎分明，喜欢该喜欢的，憎恶该憎恶的，叫做“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这当然有道理。问题在于，仁是爱呀！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怎么去憎恶别人呢？说起来总归别扭。还有，仁，是“不忍之心”。对别人不忍，对自己当然也不忍。但是，有些事情，又不能不狠下心来去做，这就需要在道德上有个说法。何况到了孟子的时代，那些“有国者”早就没什么爱心了。整个天下，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孟子也就不能不“以义补仁”。这倒也符合老子的推理，“失仁而后义”嘛（请参看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那么，什么是“义”？
随便举个例子就能明白。比如有个老汉，只有一个儿子，该不该仁，该不该爱？恐怕大家都会说：该！可是，如果这儿子当了汉奸，带着鬼子兵来烧杀掠抢，残害乡亲，又该怎么办？恐怕大家又都会说：大义灭亲嘛！这就全明白了：义与仁，刚好是相反的。仁，是“亲亲”；义，则可以“灭亲”。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那家伙罪有应得。所以，义，有两层意思，一是“该”，二是“灭”。合起来，就是“该灭”。
其实，这正是“义”的本义。义，最基本的意思有两个，一是威仪的仪，二是适宜的宜。威仪的仪，本字就是义，单人旁是后加的。它的字形，是一个人，头上有羊角，手中有武器。这个形象，可谓“威风八面”。所以许慎说，“义”就是“己之威仪”（《说文解字》）。同时，它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应该去战斗”。适宜的宜，字形是一块肉放在砧板上，因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唐兰先生，文化学家庞朴先生，都认为“宜”有“该杀”之意（请参看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只不过后来杀气没有了，就变成了“适宜”。
这就与“仁”大相径庭，即仁主生，义主杀；仁讲爱，义讲憎。其实我们去看那些与“义”有关的词，比如大义灭亲，见义勇为，义无反顾，舍生取义，其中的“义”，都不能替换为“仁”。所以，孟子讲义，就解决了“仁学”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些该死的怎么办？孟子的观点很明确：该杀就杀，不该杀就绝不能杀。“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滥杀无辜是“不仁”。但该杀不杀，则是“不义”。
孟子的这个范畴有道理，也有问题。首先，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就说不清楚。我们知道，义，有很多种。比方说，有道义，有仁义，有忠义，有正义，有情义，有侠义。这么多“义”搁在一块，有时候会闹矛盾。《孟子·离娄下》说，有一次，郑国和卫国发生战争，两国各有一个顶尖级的射手出场。然而，当他们在战场上相遇时，卫国的射手却发现郑国的射手一动不动。卫国的射手就问，先生为什么不拿起弓来？郑国的射手说，我今天病了，拿不动。这下卫国的射手为难了，因为他是郑国射手学生的学生。用“太老师”教的武艺，去杀不能战斗的“太老师”，显然不义。放弃战斗，背叛国家，同样不义。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卫国射手抽出箭来，在车轮子上把箭头敲掉，胡乱射了几箭走人。
孟子讲这个故事，或许是想说明，所谓“义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但我看没那么乐观。卫国那个射手的做法可行，是因为“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战争本身既然无义可言，不战而退也就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卫国正义呢？那射手岂不得自己一头撞死？甚至撞死都不行，撞死就不算背义、不算叛国了？大约也只能先杀了“师爷爷”，自己再自杀。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大。杀了老师的老师，这是“欺师灭祖”；杀了本国的战士（他自己），这是“叛国资敌”；杀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老人，这是“乘人之危”；犯了错误又自杀，这是“逃避责任”。请大家想想，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岂非“左右不是人”？
其实，义的问题很是不少。比如李逵劫法场滥杀无辜，宋江害得秦明等人家破人亡，便都被说成是“义气深重”。后来一起去投降，也被说成是“义”，叫做“忠义”。这就很成问题。所以我认为，孔子的仁，可以大讲特讲，怎么讲都不过分。讲到义，就要格外小心，不能过分强调。强调过分，是很恐怖的。掌握分寸的办法，是把“义”这个概念，锁定在“正义”的范畴。其他某些“义”，尤其是忠义和侠义，讲起来必须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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