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总编辑高若海先生，要我为易中天先生的大作《帝国的终结》写一篇序言，当即欣然同意。如何下笔颇费踌躇。以易先生目前“学术明星”的声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如日中天”，所写的书，都是读者争购的畅销书，无须我的序言来锦上添花，何况我的序言未必能够“添花”。之所以“欣然同意”，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社方面的盛情难却，而是确实发自内心。在我认识易先生之前，已经在新闻媒体上有了文字之交。
2006年上海书展，我应邀在书展现场（上海展览馆）做一次演讲，推介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国史十六讲》，演讲的题目叫做“重新解读国史”。演讲完毕后，有人提问：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品三国”是不是“戏说”？我说：不是。他再问：是不是介于“戏说”与“正说”之间？我说：不是，就是“正说”。他问：为什么这样说？我说：他用《三国志》，而不是用《三国演义》来讲三国历史，对历史事实与细节有所辨析，所以是“正说”。只不过讲的方式和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特别强调，由于他和“百家讲坛”各位“讲师”的努力，通俗生动地讲解历史，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了近年来盛况空前的历史著作畅销的“历史热”，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作为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非常感谢他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没有想到，这些话竟然在第二天的《新闻午报》上发表了，标题赫然是“史学大师樊树志教授力挺易中天”，使我感到意外。所谓“史学大师”当然是那位记者“加冕”的，本人何德何能，敢戴这样的“高帽子”！无论道德、文章，都与前辈大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不过“力挺易中天”倒是事实，并未违背我的原意。后来听易先生说，同样标题的报道，也见于香港《大公报》。可见，敏锐的新闻记者，感觉到这是吸引眼球的“新闻”。或许是因为，与大众一片叫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学者圈子里，对易先生颇多非议。我大概属于学者中的另类，敢于“力挺”，便成了“新闻”。我感到很高兴，新闻记者能够把不同声音公之于世，表明学术界并非只有一种声音。
此后，我在复旦的课堂上，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且向“讲师”们学习，尽力把历史讲得生动活泼，而又要入木三分，发人深思。这几年来，我每个学期都在复旦开讲“国史概要”，每次听讲者都有二百多人，看来“历史热”已经影响到大学。
央视“百家讲坛”掀起的“历史热”，对于我们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不仅使得全民关注历史，而且也影响到了高考。据我从权威部门获得的信息，这两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3+1”的“1”，多数考生的选择，已经由以往的政治转移到历史。“历史热”对于几代人的影响，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经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面出来，为大众所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好听”。但是，这个“好”，并非“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戏说”之风，人们愈来愈厌恶。历史剧的编导们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评他们胡乱“戏说”，他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也可以批评历史学家，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写成八股腔的高头讲章？其实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了波诡云谲、风雷激荡，无须“戏说”，就可以写得有声有色。司马迁《史记》就是一个最佳典范，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很“好看”。多年来持续畅销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万历时代的历史用别具一格的笔法展现出来，既深刻又生动，令看惯了高头讲章的读者耳目一新。最近有一篇评介《黄仁宇全集》的文章，引用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的话：《万历十五年》把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人感叹，黄仁宇讲故事的本领，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家无法望其项背。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以皇皇巨著《历史研究》闻名全球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一千五百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曹寅与康熙》、《王氏之死》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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