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国与城邦
邦国制是中国人的发明，正如城邦制是希腊人的创造。
所谓城邦，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希腊语叫“波里斯”（Polis）。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算一个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小得可以。除斯巴达以外（斯巴达严格说来不算城邦国家），最大的一个城邦雅典不过一千平方英里（约两千六百平方千米），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其他的城邦都不过只有雅典的三分之一甚或十分之一那么大，有的则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乡。历史上通常所谓古希腊，就是由这些蕞尔小邦构成的。
这就颇有些像我们前面所说邦国时代的状况。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中央集权的统一主权国家。它也不叫“中国”，而叫“天下”。“中国”这个词，在周代指京师，以后又指都邑或中原地区。用来指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则是很迟的事。
邦国时代的“中国”不是“天下”，邦国时代的“国家”也不是国家，而是“国”和“家”。家、国、天下，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家是家，国是国，天下是天下。天下属于天子，国属于国君（诸侯），家属于大夫。天下由若干个国组成，国又分解为无数个家（采邑）。家不是家庭，因为它有领土，有疆域，有子民，还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大夫对于自己的家（采邑），是有独立治权的。国也不是国家。或者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虽然拥有一个国家该有的一切（比如领土、疆域、子民、赋税、军队、监狱），拥有实际上的独立主权，却没有产权。或者说，有治权，有主权，无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产权在理论上是属于天子，甚至是属于“上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详见本书第五章）。由产权派生出来的主权和治权，在理论上也属于天子。天子的产权、主权和治权，则在理论上属于“上天”。天子如果没有“上天”的授权（天命），他的权力、权利和权益在理论上就不合法，别人就可以推翻他（革命）。同样，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授权，则他的治权也好，主权也好，在理论上也不合法，其他的诸侯就可以拿这个作为借口来讨伐他。这是国和家的情况。
那么，天下是国家吗？不是。因为天子虽然有产权，却又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或者说，没有诸侯各国的主权和治权。这些权益，在封建之前，天子在理论上是拥有的。封建之后，就没有了。这时，天子能够统治的，其实只有他自己的那个国（比如周）。其他的诸侯如何治国，所有的大夫如何齐家，天子在理论上是不能干涉的。当然，一个诸侯如果闹得“太不像话”，天子也可以发表谈话表示谴责，或召集会议进行批判，甚至下达命令要其他诸侯去教训，但也仅此而已。他并不能像上级对待下级、皇帝对待臣民那样对待诸侯。为什么呢？就因为周天下并非“统一国家”，而是“国家联盟”，周天子则不过“联盟领袖国”的国家元首。他的角色，颇有点像联合国秘书长。打着天子旗号去讨伐别国的诸侯或诸侯联军，也有点像得到联合国授权的维和部队。问题在于联合国并不拥有建立国家的权力，也无权任命各国政府，周天子却有。他可以为各国划定疆域，指定国君，授权治理，这就是“封建”。所以周天子并不是联合国秘书长，周天下也不是联合国或国际社会。
不过邦国时代的“天下”，又多少有些联合国或国际社会的意思。诸侯各国之间，也和希腊的城邦一样，有着它们的“国际关系”。它们之间也有谈判与结盟、条约与使节、宣战与媾和，甚至还有国际间的调停（比如召开“弭兵大会”）和通行的“国际关系惯例”（比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在邦国制度的早期，这些林立的封国规模都不大，有的也就是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即所谓“小国寡民”。国与国之间，是广阔的无人区，因此不是“鸡犬之声相闻”，反倒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如果说邦国制度即相当于城邦制度，却是大错特错。
关于城邦与邦国的区别，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有很清楚的描述。首先，就国际关系而言，希腊的城邦是完全独立的、相互平等的。即便是从一个城邦中分裂出去的“殖民地”，其与母邦之间的关系，也完全平等。母邦不但无权干涉子邦的内政，而且子邦还可能向它的母邦发动战争。邦国则是不平等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就是不平等的法定依据，大国干涉小国甚至为其代立国君，则是不平等的实际表现。更何况，诸国之上，还有一个实际上或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天子。天子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天”，诸侯的权力则至少在名义上是天子授予的。天子是诸侯的“宗主”，诸侯是天子的“守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尊卑、贵贱、嫡庶等诸多差别，并不平等。在邦国时代中后期（春秋时期），尽管天子已不再是最强大的（最强大的是“霸主”），却仍然是最尊贵的。诸侯要争霸，仍然要打出“尊王室”的旗号。也正因为此，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一直被视为伟大的王业。这与希腊城邦的容忍邻邦独立，不愿兼并和扩张，也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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