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与授权
盘点帝国的家当其实是一件充满困惑的事情，因为历史的天空常常疑云重重，问题和麻烦则往往接踵而来。比方说，按照前面的分析，帝国的政治既非人治，又非法治，还不当真是德治，那么，它又该是什么，能是什么？或者说，该怎样准确地表述和界定帝国的政治？
也许，是“官治”。或者说，官僚政治。
所谓“官治”，就是“以官治国”，正如“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人治”就是“以人治国”。那么，官治与人治有什么区别？官与人，不都是“人”；官治与人治，不都是依靠人而不是别的东西（比如法律、道德、礼仪）来治国吗？区别就在于：第一，人治靠的是某个个人，官治靠的是官僚集团；第二，人治靠的是个人威望，官治靠的是集团力量；第三，人治力量来自本人自身，官治力量来自官方授权。也就是说，官治并不要求某个官员有多高的素质、水平和威信，只要他有一定的官衔和足够的权力就行。因此，官治不会像人治那样人亡政息（比如曹操一死，曹丕就改变路线；孔明去世，蜀汉就后继无人）。也因此，人治在帝国历史上只能是昙花一现，官治却能保证长治久安。因为在官治的体制下，政策和策略是由整个统治集团来制定的，并不十分在意某一个人的去留存亡（比如晁错被杀而削藩照旧）。何况一个官员下台了，还会有新的官员补上去；而前任官员推行的政治，又原本与他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威望无关。
这样一种政治，无疑是最符合帝国制度的。这不仅因为帝国已是成熟的国家，不能再将自己的命运系于某一个人，还因为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区别有三：第一，封建制是分权制，天子分权于诸侯，诸侯对自己的“国”享有独立的主权和治权；郡县制则是集权制，集天下之权于中央，郡县不过中央的派出机构。第二，封建制是领主制，诸侯的邦国和大夫的采邑都是他们自己的；郡县制是地主制，地方官对自己管辖的地区绝无产权也无主权。第三，封建制是世袭制，天子、诸侯、大夫均家族世袭，代代相传；郡县制是任命制，所有官员均由中央政府或上级部门任命，不得传子传孙（乱世例外）。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是贵族，任命的相（三公）、卿（九卿）、守（郡守）、令（县令）是官员。这也正是帝国区别于邦国的紧要之处── 邦国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是官僚政治。
实际上，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也是三条：一、邦国的国家体制是封建制度，帝国则是郡县制度；二、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则是官僚政治；三、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则是地主阶级。因此，如果说邦国建立之初的头等大事，是封国土，建诸侯，那么，帝国建立之初的头等大事，则是设郡县，命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可见帝国的组织离不开两大要素，即皇帝和官员；帝国的管理体制也有两大特点，即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也是帝国不同于邦国之处。早期邦国和部落一样，也是实行“首长负责制”的。所谓“首长负责制”，就是部落的领导人（酋长）直接管理部落事务，并对部落的兴衰存亡负责。这种制度，在部落变成部落联盟和部落国家时，也还基本可行。但由于此时的规模已远远大于部落，因此在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同时，也需要为首长安排一些助理。这就是最早的“官”。这些最早的官也有两种。一种是作为部落的酋长担任联盟的职务，实际上是代表本部落参与联盟事务，是兼任而非专任。另一种专任的助理则多为“技术官僚”，有的甚至由奴隶充任（如商汤的宰辅伊尹），也不署理地方事务。显然，前一种是“小老板”，后一种则是“打工仔”，他们都不是“代理人”。
部落和部落国家时代没有的，邦国时代也没有。因为早期邦国虽然比部落国家更像国家，却多半仍是小国寡民，大的不过现在的一县，小的则不过现在的一乡。这样小得可以的蕞尔之邦，如果实行民主制，可以是“直接民主”（如希腊城邦）；如果实行君主制，则无妨“直接君主”（如早期邦国）。“直接君主制”由“首长负责制”过渡而来，并无不便；而联盟时代的助理，就转变为邦国的卿大夫。不过，邦国时期的卿大夫，与帝国时期的州县督抚可是两回事。后者是政府雇员，前者是诸侯家臣。家臣与官员的区别是：官员任命，家臣世袭（因此也叫“世卿制”）；官员服务于国家，家臣依附于个人；官员要拿薪水，家臣是尽义务。更重要的是，家臣（卿大夫）与诸侯原本就是一家子，是诸侯的叔伯、兄弟、子侄，诸侯则在理论上是天子小宗，因此这一制度也可以称之为“家族共治制”。或者说，治国即“家族共治”（家臣治国），齐家则“首长负责”（直接君主）。当然，卿大夫也有自己的“家臣”，比如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士”（食客、门客）。士充当卿大夫的家臣，卿大夫充当诸侯的家臣；诸侯对自己的“国”负责，卿大夫对自己的“家”负责。“首长负责制”（酋长制）与“家族共治制”（家臣制）并存，这就是邦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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