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考试的严格。唐宋两代，“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明清却要从下到上一路考下来。先在州县考，叫“童试”；然后在省里考，叫“乡试”；然后在部里考，叫“会试”；最后在宫里考，叫“殿试”。层层选拔，层层淘汰，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出人头地。所以很多读书人，一辈子就耗在考场上了。
第三是等级的森严。参加童试的考生，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童生”。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算是通过了府、州、县的“入学考试”。是否到县学府学读书倒不一定，但有资格到省参加乡试。乡试三年一次，八月举行（因此叫“秋闱”），考三场，中试者为“举人”（因此叫“中举”），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会试次年二月举行（因此叫“春闱”），由礼部主持（因此又叫“礼闱”），中试者为“进士”。进士最后还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在宫廷里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这就是殿试。殿试中进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门生”，名单用黄绫书写向全国公布，叫“金榜题名”。
这就是等级制度了。秀才一级，举人一级，进士又一级，三级。进士也分级，最高一级（一甲）三个：状元、榜眼、探花，叫“赐进士及第”，也叫“鼎甲”（状元则叫“鼎元”）；第二级（二甲）若干，叫“赐进士出身”；第三级更多一些，叫“赐同进士出身”。这又是三级。这还不够。中了进士，照例还应该留在京师读书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资格的进士来教，叫“散馆”。三年以后，再考一次，成绩好的就进翰林院，这才算是到了顶，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资格。明清两代，秀才、举人，是很难做到大官的；进士、翰林，也很少有只做小官的。不像两汉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这就有点像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都讲“出身”，只不过魏晋的“出身”指血统，明清的“出身”指功名。进士、翰林，就叫“出身好”。秀才、举人，就叫“出身不好”。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只好去做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烦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词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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