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麦迪逊
现实生活中最好看的事情，恐怕莫过于打官司。你看古时候，只要县衙门一击鼓，县太爷一升堂，门外便总是围满了好事者，赶都赶不走。这大约因为但凡是案子，总会有悬念，具有戏剧性，可以观赏；又因为但凡是案子，总会有判决，具有示范性，应该观摩。我们虽然并不希望打官司，却也保不住什么时候会打他一打，正所谓“你不打官司，官司要打你”。看看别人怎么打，学点经验，没有坏处。
所以，打官司好看、可看、该看。如果是民告官，或者是官告官，就又多了点看头。如果是小官告大官，而且是本应该审案的法官告了政府要员，只怕就更值得一看了。
本文要讲的，就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案子发生在二百年前的美国，原告叫马伯里（Marbury，又译马布利），被告叫麦迪逊（Madison），因此本案就叫“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麦迪逊是当时的国务卿，马伯里则是一个被任命了却又没能上任的地区治安法官。我们知道，国务卿是一个很大的官。美国没有总理。总统、副总统之下，就是国务卿。但副总统是个看球衣的替补队员（备位总统），不管事的。这样，国务卿在联邦行政机构中，就是名义上的“老三”，实际上的“老二”。一个小伙计，告了大老板，岂能没有戏看？
何况本案的被告詹姆斯·麦迪逊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在历史上被尊为“联邦宪法之父”。也就是说，美国的宪法（它到现在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就是此君“撺掇”一帮子人鼓捣出来的。当然，制定宪法并不是小麦一个人的功劳，他自己也说宪法不是智慧女神那样单个头脑的创造物，而是许多头脑和双手的产品。但麦迪逊确实是制宪会议的核心和灵魂。这个过程，我在本书正文部分讲得很清楚，这里不啰唆。
联邦宪法生效以后，美利坚合众国就由原来的邦联变成了联邦，也有了第一届由参众两院、行政机构和最高法院构成的联邦政府。行政机构中，总统是华盛顿，副总统是亚当斯，国务卿是杰斐逊，财政部长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则当了众议员。麦迪逊本来是想当参议员的，可是他所在的州（弗吉尼亚）偏偏不选他。麦迪逊没有办法，只好去竞选众议员。当然，马伯里告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国务卿了。这时的总统，也不再是华盛顿或亚当斯，而是杰斐逊。但这是十二年以后的事。
现在还说建国之初。华盛顿班子里的这几个人，亚当斯是马萨诸塞人，汉密尔顿是纽约人，杰斐逊、麦迪逊和华盛顿都是弗吉尼亚人。他们一直活跃在美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堪称一时之选，关系也非同一般。亚当斯和杰斐逊是老朋友，1776年一起起草了《独立宣言》（杰斐逊执笔）。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也是老朋友，1787年一起在制宪会议上通力合作。他们两个，还有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意见往往一致，是制宪会议的“铁杆三剑客”。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有三份文件堪称伟大，一是《独立宣言》，奠定了美国的建国理念和精神，是合众国的“上帝”；二是《邦联条例》，开始了十三个殖民地的联合，并且确定了美国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是合众国的“教父”；三是《联邦宪法》，确立了美国的政体，建立了美国的政府，保证了美国的长治久安，是合众国的“父亲”。现在，起草《独立宣言》和制定《联邦宪法》的人都进了华盛顿的班子，这个政府可谓人才济济。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老朋友进入政府后，却逐渐分道扬镳，最后反目成仇。先是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搞不来，华盛顿又多半站在汉密尔顿一边，于是杰斐逊一气之下掼了乌纱帽。后来，政界出现党争，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成为联邦党人，杰斐逊和麦迪逊成为共和党人（民主共和党，跟现在那个共和党没关系），所以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也成为政敌。只有华盛顿超然物外，是“无党派民主人士”。1792年，华盛顿连任总统，亚当斯还是副总统。1796年，华盛顿坚决谢绝了政界和国民的再三挽留，告老还乡，回弗吉尼亚去种地，共和党便推出杰斐逊做候选人，与联邦党的亚当斯竞争。结果亚当斯得七十一票，杰斐逊得六十八票，亚当斯以三票之差当选总统，时称“三票总统”，杰斐逊屈居副总统。杰斐逊一看只差两三票，就大力发展民主共和党。结果，1800年，美国第四次大选，杰斐逊以七十三比六十五的多数把亚当斯赶下了台，使亚当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只做了一任的总统。雪上加霜的是，联邦党人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也一败涂地，不但丢了总统宝座，也将失去国会的控制权。
这下子亚当斯窝囊透了。亚当斯原本也不是寻常人物。他的族兄塞缪尔·亚当斯是公认的“美国革命之父”（有人甚至称他为“美国的列宁”），资格比华盛顿还老。他自己（约翰·亚当斯）则是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核心和灵魂，起草了比《独立宣言》还早的《权利宣言》，资格也不比华盛顿差。后来华盛顿当总统，他当副总统，有职无权，百无聊赖，坐冷板凳，吃冷猪肉。好不容易熬到“转正”，又生活在华盛顿的影子里，总统当得十分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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