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揭幕人是袁绍。
有两个新时代，一个叫三国，一个叫魏晋南北朝。这当然是未必严谨的说法。因为三国的前半属于东汉，后半属于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吴的天纪四年，则是晋的咸宁六年，哪来的三国？
但，自从有了陈寿的《三国志》，三国的说法也就约定俗成。何况三国与魏晋确有不同，时代特征相异，统治阶级也有别。只不过，揭幕人都是袁绍。
袁绍在历史上评价不高。这固然因为他是失败者，也因为他确实乏善可陈。比如尽灭宦官，就既不人道，也不聪明。宦官并非都是坏人，岂能格杀勿论？政治斗争应该团结大多数，又岂能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
可惜袁绍偏偏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他当时的想法，也不必为他的错误辩护。但可以肯定，袁绍参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是有深刻原因的，并非为了个人恩怨。如果说有利益，他代表的也是一个集团和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趋势。
这个集团，就是士族。
这个阶级，就是士族地主。
这个趋势，就是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
那么，袁绍是士族吗？
是。
什么是士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士人的家族。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在春秋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在秦汉则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士农工商）。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则是以读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士人的出路是做官。独尊儒术以后的帝国中央，则欢迎他们加入到官员的队伍中来，以便将建国之初的军人政府，逐渐改造为文官政府。
结果是什么呢？是读书做官成为风尚。于是读书的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官越做越大，书越读越多，如果还人丁兴旺，再加上门生故吏遍天下，就会形成特殊的家族和势力集团，甚至垄断仕途。
这样的家族，就叫士族。
或者说，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
袁绍家就是这样，从高祖父以下，竟有四代人担任“三公”的职务，号称“四世三公”。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他们的地位高于九卿（政府部长），仅次于皇帝（国家元首），相当于宰相（政府首脑）。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士族。
士族集团，其实就是职业官僚集团。
与士族相对应的是贵族和庶族。贵族就是皇族、外戚和公侯。他们地位尊崇，爵位世袭，所以显贵。但贵族未必有文化，更未必读书，也未必有声望。有声望的只能是诗书传家的士族，因此士族也叫望族。
望族必是名门，名门多有权势，因此又叫势族。袁绍的家族就“势倾天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绍年纪轻轻便心高气傲，不是名人不见，朝廷招聘也不去，却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各界名流。
这事一度引起当局的不满。宦官头子赵忠就说：袁本初不应朝廷呼召，却养了一群敢死队，不知这小子想干什么！叔叔袁隗（读如委）也骂他：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这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麾下效力。
看来，袁绍也没把何进这样的暴发户放在眼里。
他后来与何进联手，则其实另有原因。
总而言之，贵族有爵位也有权势，士族有权势也有声望，什么都没有的则是庶族。庶族往往贫寒，因此也叫寒门或寒族。庶族或寒门也有读书人，只不过官运不佳，或家道中落，才没能成为士族。
贵族、士族、庶族，是地主阶级的三个阶层。
问题是，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代表中华帝国的三个历史阶段。
不同于罗马帝国从城邦起家，中华帝国系由邦国演变而来。邦国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都是领主，帝国时代管理国家的却是既无领地也不世袭的官僚。所以，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
这是第一点。
第二，同为地主阶级，也有不同类型。最适合帝国制度的是庶族地主。因为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
最接近邦国时代的则是贵族地主，因为从贵族领主到贵族地主，原本只有一步之遥。所以，邦国变成帝国，贵族领主就会变成贵族地主；而统治阶级最终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转变需要过程，承前启后的则是士族。士族看重门第像贵族，读书做官像庶族，正好用来过渡。所以，秦汉是贵族地主时代，隋唐和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时代，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是士族地主的时代。
袁绍代表的，就是这个趋势。
有此趋势并不奇怪。事实上到东汉后期，士族已经成为王朝的第三大势力集团，开始并部分实现了自身发展的三大目标：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
这实在非同小可。垄断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长此以往，帝国迟早是士族集团的。
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已是指日可待。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