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天下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两宋朝野的共识。
这句话，据说最早出自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元老文彦博。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与二府商议变法，遭到文彦博的反对。文彦博说：祖宗家法俱在，变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驳说：老百姓衷心拥护，怎么能说不得人心，又为什么一定要听士大夫的？文彦博直言不讳：因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么老百姓！
毫无疑问，这话有问题。没错，共治天下的确实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说宋，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全民治国的道理。他们的办法，是把国家交给民选政府。但，难道因为民众不是治国主体，就可以不顾民心向背了吗？
文彦博逻辑不通。
然而此言一出，却并无纷争。宋神宗只是辩解说士大夫也有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同样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无争议。只要士大夫与赵宋官家意见高度统一，就可以不管什么老百姓，似乎也无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
这，恐怕也是当时朝中各派的共识。
事实上，王安石和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一样，都属于精英意识极强的士大夫群体。就连“以天下为己任”这话，恐怕也最早就是他说的。王安石，当然不会反对共治天下。
历史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士历来就有精英意识和使命感，所以曾子才会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且曾子说得很清楚，任重道远，是因为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可见先秦儒家自许的使命是精神性的。他们担负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承，天下的兴衰存亡则不在肩上。
王安石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护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还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可不是单靠他们一厢情愿就能成立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请，王安石也好，文彦博也罢，都只能是自作多情。
那么，大权在握的皇帝们，会愿意吗？
会的，不会也得会。
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甚至就连“与朕共治天下”的话，也都有皇帝说过。但，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
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比如韩琦。
韩琦是仁宗时期的宰相。仁宗皇帝去世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继位的是被立为太子的赵曙，也就是英宗。英宗其实是仁宗叔叔之孙，身体也不好，很不受仁宗的皇后、此刻的太后待见，随时都有被废的可能。为了保住这可怜的皇帝和政局的稳定，韩琦只好话里有话地向太后施加压力。
有一天，太后向群臣说起英宗的病。
韩琦马上说：臣等平时只能在外间见到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得不到照管，太后恐怕也不得安稳。
太后大惊失色：相公这是什么话！本宫当然用心。
韩琦说：那就好。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了。
同僚吓得缩颈流汗。有人问韩琦：会不会太过分了？
韩琦却说：不如此不得。
这就是担当了。更难得的是，这种担当也得到赵宋官家的认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张贵妃的亲戚为官，结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宫以后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
好铁面的包公，好宽容的仁宗！难得呀！
其实，君臣共治并非帝国制度的必然选择，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比如君主独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实上汉和唐就是半专制半放任，明和清则是由专制而独裁。
铁面包公
包拯的铁面形象深入人心，在北宋历史上包拯也是一位重臣。这是位于安徽合肥（包拯故里）的包公祠，“色正芒寒”四字是对包公的准确评价。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这又为什么呢？
也是逼出来的。
的确，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大权独揽，也没有哪个政权愿意跟别人分享天下。赵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过他们没那本钱。赵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汉的混血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豪门作为社会基础。他们也不敢依靠各路诸侯，因为太清楚军阀会干什么。
想来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读书人。
碰巧的是，赵匡胤虽然是军阀，却酷爱读书。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宫中看见一面后蜀的铜镜，背后铸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北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于是太祖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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