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战略
谁是包公
据说，仁宗皇帝出生以后就哭个不停。
哭是有原因的：未来的皇帝知道执政不易。是啊，契丹索要无已，西夏悄然兴起，越南人还会进入广西。因此小家伙很不愿意来到这人世间，做什么大宋天子。
此事终于惊动天庭，派太白金星来解决问题。这也并不奇怪。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玉皇大帝原本就是仁宗的父亲真宗弄出来的，岂能不管？太白金星则化身为老头，走进宫里抱起婴儿在他耳边说了八个字，孩子就不哭了。
他说的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
原来，玉皇大帝为了报答真宗的供奉，已经安排了两座星辰下凡辅佐仁宗。文曲星是包拯，武曲星是狄青。这虽然是民间传说，却不妨碍我们通过他俩发现问题。
没错，这两个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就说包拯吧！他的名字，在华人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连从来不读书的也知道，戏文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意味着什么：那一定是要主持公道，为民伸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在民众心中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象征。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据正史记载，包拯权知（临时主持工作）开封府时，曾大开正门。民众但有冤情，可以直接上堂控诉。办事人员做不了手脚，一贯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纷纷收手。没人敢来说情，红包也送不进去。当时的流行语把行贿请托叫作打通关节，民间的谚语则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哈，包公比阎王爷还铁面无私。
也有人说：包拯比黄河水还清。
清官包拯似乎也明察秋毫。他担任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知县时，某农民投诉，不知是谁割了他家牛舌头。包拯对他说：回去把牛杀了卖掉。没过多久，就有人来举报那农民私自杀牛。包拯说：割他家牛舌头的，就是你吧？
那人魂飞魄散，当场认罪。
这就是洞悉人心了。因为按照大宋刑律，私自杀牛是犯法的。没有舌头的牛无法存活，只能杀了卖掉。因此，割人家的牛舌头，一定是想栽赃陷害。包公这样处理，便既能让罪犯自投罗网，也能让农民多少弥补一点损失。
好官！确实是好官。
可惜正史的记载只有这一例，民间传说和戏曲里的故事则基本上都不靠谱，三口铡刀更是子虚乌有。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更没有什么尚方宝剑，要制造冤假错案也极为不易。因为两宋的司法可谓制度既健全，执行亦严格，法制建设的成就在中华帝国史上堪称一绝，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更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
先说抓人。
宋代的缉捕机构很多。县一级的是尉司，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尉司长官叫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一般由文臣担任，个别时期和地区用武官。此外，如派往全国各地的巡视员、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最高法院大理寺、情报部门皇城司，以及禁军司令部，也都有逮捕权。
这毫不奇怪，因为维护政权从来就是首要的。上述单位也并不只是抓些毛贼，更重要的还是缉私和防止谋反。既然如此，就不能单靠公安机关，必须让相关部门各显其能。
但，有权抓人的，无权审，更无权判。审讯和判决另有专门的机构。审讯叫鞫，读如居；定案叫谳，读如厌。所以审讯机关叫鞫司，也叫推司，狱司；判决机关叫谳司，也叫法司。尉司、推司、法司是三个部门，分别拥有逮捕、审讯和判决三种权力之一种，共同构成办案全过程。
这就有点像唐代的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每个部门都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这种将一个流程分为三段，然后各司其职的制度，无疑是为了防止决策错误和以权谋私，只不过唐代用于行政，宋代用于司法。
那就再来看缉捕之后的审判。
一般案件的审理在县，原则之一是重证据轻口供。仁宗嘉祐年间，鄠县（鄠读如户，今陕西省户县）县民某甲借哥哥某乙房子住，在地下挖出了铜钱。某乙的儿子某丙声称那铜钱是父亲埋的，到县衙起诉，主张权利。
此事死无对证，知县左右为难，不知该怎么判。
后来成为北宋理学奠基者之一的程颢（读如浩），当时正好担任鄠县主簿，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于是，他接过案子询问原告：你父亲埋铜钱，是在什么时候？
某丙答：四十年前。
程颢当庭出示证据说：我朝钱币流通于市面，一般不过六年左右，之后便使用新钱。这些挖出的铜钱，铸造时间却在你父亲埋钱的好几十年前，请问做何解释？
某丙不得不承认是妄诉。
当然，程颢审理的是一桩民事案。如果是刑事案，则不但要重证据，而且要重程序。
按照制度，缉捕部门抓住犯罪嫌疑人以后，自己是不能定罪的，必须交给审讯机关。审讯机关至少要设立两个法庭，审讯两次。一审验明正身，核定证据，录下口供等等，叫推勘。二审接到案卷，必须从头到尾重新再问一遍，叫录问，也叫虑问、虑囚。
宋代司法高度重视二审。如果是州府一级的二审，必须到邻州借调法官。如果是死刑案，必须由正副长官会同其他官员集体讯问，叫聚录。如果二审在京师，则由御史台派人审理。二审法官还必须向被告宣布：你有权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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