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毁长城
赵匡胤无法忘记的，是安重荣的一句话。
安重荣是五代名将，原属后晋高祖石敬瑭。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后唐，派人前来招纳安重荣。安重荣的母亲和哥哥把那人杀了，安重荣却主张先看天意。于是，他在百步之外竖了一支箭杆，然后说：石敬瑭能做天子，就射得中。
结果，一箭中的。
安重荣又竖一杆，说：看看我就能做节度使吗？
当然，他又射中了。
成为石敬瑭的节度使以后，安重荣更加意气风发。有次他与契丹的使者骑马并肩而行，突然指着天上说：看见那只鸟了吗？说完张弓搭箭，鸟儿也应弦而落。
安重荣大笑：天下也一样，可一箭而定。
这样的武夫，岂不可怕？
事实上，安重荣后来也反了，尽管没成功。反叛的公开理由，是不愿意向契丹称臣。但，这种“政治正确”的说法从来就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反倒是他那句名言：天子难道有什么种族吗？谁兵强马壮，谁就能当！
正是这句话，让赵匡胤睡不着。
于是，又一军改举措出台：文臣将兵。
文臣将兵，就是由文官担任平时的军区司令员，战时的前线指挥官。这显然是有风险的，因为文官不懂军事，胆子也小。然而对于赵宋官家，这些缺点却是优点：没胆量和能力打仗的，也没有本钱谋反。尤其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没有亲兵部曲，只有儒家思想，怎么会谋反，又怎么敢？
何况文官也未必不中用。抵抗契丹的寇准，抵抗西夏的韩琦，抵抗女真的李纲，都是进士出身，抵抗蒙古的文天祥还是状元。实际上，文臣只要忠君爱国就行。安营扎寨之类的具体军务，是可以交给担任副职之武将的。
当然，前提是武将要服。
这就必须像重男轻女一样，在全社会造成重文轻武的心理定式和舆论环境，甚至让武将自惭形秽。这不容易。因为在之前的五代，军人们已经跋扈惯了，文臣的地位则连屠夫手里的小鸡都不如，何曾想过还能翻身？
赵匡胤却居然成功。
狄青的遭遇就是证明。韩琦担任军区司令员时，狄青的职务是总管，地位至少相当于参谋长。然而韩琦因为一点小事要杀狄青的旧部，狄青却不能救。当时，狄青连韩琦的门都不敢进，只能站在外面求情，请韩琦刀下留人。
韩琦问：这人违反军纪，有什么杀不得？
狄青答：他有军功，是好男儿。
韩琦嗤之以鼻，傲然答道：东华门外金榜题名，那才叫好男儿，这种东西算什么！说完，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那人斩首示众，狄青则站在庭院里动都不敢动。
不难想象，后来狄青担任枢密使，位在韩琦之上，引起的会是怎样的公愤。如果我们还知道，接替狄青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韩琦，那就会对此案有更深刻的理解。
没错，重文轻武，是不容更改的祖宗家法。
狄青则不幸成为反面教员。文官集团以他为例，向普天之下明确宣布：只要是军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哪怕你再努力，再忠诚，再有才干，也哪怕你有皇帝信任。
这真是何其不公！
哀莫大于心死。被扼杀了上进心的军人群体，开始集体性地走向腐化堕落。是啊，既然升官无望，那就发财；既然建立军功反倒要受猜忌，那就不如干点别的营生。
于是，军队经商便蔚然成风。
经商很早就有，起因是经费不足。比如范仲淹，便在镇守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时从军库借钱做生意，获利二万多贯。由于利润全部用于公务，并未中饱私囊，所以范仲淹坦然向皇帝上奏。岳飞成绩更好，每年一百五十八万，大约相当于岳家军三个月的开支。不过岳家军产业之多，也令人咋舌，不但有酒店和房产，还有当铺和赌场。
但，像范仲淹和岳飞这样经商为公的，有多少呢？
暴利则是肯定的。狄青的一个旧部贾逵，曾以十万贯的本钱，只用五十天就获利四十万。朝廷得知，只好表态下不为例。顺便说一句，此事正好发生在狄青被免当月。
军队经商能够获取暴利并不奇怪，因为一文钱的商业税都不会交，干活的士兵更是免费劳动力。某些胆大妄为的将领甚至武装押运国家垄断经营的商品，公然走私。朝廷对此其实无可奈何，因为禁军司令部也这么干。最可笑的是南宋高宗时的杨沂中，先是主动献出殿前司五家酒厂，然后马上又向皇帝要五十万，说是这五家酒厂三年的利息。
经商方式也各显其能。某禁军司令部的办法，是用修建营房的钱盖商铺，然后租给随军家属经营，坐收渔利。还有将领把盈利任务承包到个人，逼他们做非法买卖。这些家伙的想法也很简单：就算被官府抓住，又能怎样呢？
不能怎样。因为太祖皇帝当年从石守信他们手里夺取兵权时，交换条件便是默许甚至怂恿他们以权谋私。石守信也没有辜负赵匡胤，在节度使任上大发横财，积累了数量惊人的巨额资产。这其实是五代以来传统的变通。那时军阀们搞兵变，都会许诺部下事成之后在城中抢劫百姓，赵匡胤只不过把明火执仗的豪夺，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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