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周有光先生的《语文闲谈》一书中讲了这么个故事。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行记者中有能说中文的，在街上采访。他掏出一张林彪的照片，问一个小孩：这个人到哪儿去了？
小孩说：隔儿了。
记者不懂，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了。
记者还是不懂，又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着凉了。
记者更不懂了，只好再问：你说这个人到底哪儿去了？
小孩也只好更详细地说：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
这可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别说是老外了，便是咱们中国人，十有八九听了也是一头的雾水。什么叫隔儿了？什么叫屁了？什么又叫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整个一莫名其妙！
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叫隔儿了，和大海棠又有什么关系？原来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塔布（taboo或tabu）是人类学的名词，语出南太平洋汤加群岛，意思是禁忌，包括行为的禁忌和语言的禁忌。语言的禁忌也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某些神圣的词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或只能由特殊身份的人使用；二是某些不祥或低贱、污秽的词也不能说。比如“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但后来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老百姓也就“身不由己”，不敢说了。至于“死”，则是从皇帝到平民都忌讳的，当然也不能说。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怎么办呢？便只好“张冠李戴”，拿别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来说事，比如把“死了”说成“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就是。外国人的办法更绝，是“嫁祸于人”。比如性病，在英国叫“西班牙痘”，在法国叫“意大利病（尼亚波利特病）”，在东欧则叫“法国病”。大家都往外国推，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也就心安理得，没事儿人一样。（参看陈原《社会语言学》）
忌讳性病，是因为不光彩；忌讳死亡，则是因为不吉利。人总是要死的，但没有人愿意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死”之一词，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据说在英语中有一百零二种，汉语中则不下三百之数（参看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常用的有去世、过世、逝世、长眠、安息等等。这些说法都带有感情色彩。比较好听的有仙逝、归西、百年之后，不好听的有断气、蹬腿、见了阎王，更不好听的则有隔了、屁了、玩儿完了、喂了野狗、听蛐蛐儿叫唤去了。这些说法又有官方和民间、书面和口头两种。驾崩、大行、坐化、圆寂、牺牲、就义、捐躯、殉国、尽忠、成仁等等是前一种，踹腿儿、回去了、弹老三、一脚去、翘辫子、上西天，是后一种。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不说“死”。
不但“死”不能说，连和“死”同音的字也不能说。上海话“洗”和“死”同音，就不说“洗”，得说“汏”（读如打）。洗头叫汏头，洗澡叫汏浴，洗手绢叫汏绢头。外地人到上海理发，理发师问“侬格头汏勿”，外地人听了吓一跳，不知道理发为什么还要“打头”。如果理发要“打头”，那么洗澡要不要“打屁股”？上海人肯定回答说“要”。不但屁股要“汏”，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也一样咯统统都要“汏”的。
但在上海，却是不能不这么说的。比如不说“侬先汏”，而说“侬先洗”，就等于叫别人先去死（侬先死）了。旧上海有家广东人开的“先施公司”，生意就不如“永安公司”好。因为在上海人听来，“先施”就是“先死”，哪有“永安”吉利？
其实广东人也是忌讳“死”的。广东人从来不说“气死我了”“笑死我了”，而说“激生我”“笑生我”。也不说“忙得要死”，而说“忙得满天神佛”。广东人也忌讳与“死”同音的字，所以在广东，楼层没有四楼，门牌没有4号。他们还忌讳血，因此猪血就叫“猪红”。上海的规矩，则是探望病人不能带苹果，新娘上门不能吃瓜。因为在上海话中，“苹果”与“病故”谐音，“瓜”与“寡”音同。拎着苹果去看病人，等于咒人家“病故”；新娘一进门就吃瓜，岂非存心要守寡？因此不但吃不得，也说不得。“梨”和“离”谐音，在一些地方就改叫“圆果”。也不能分着吃，以免“分离”。还有“钟”，也不能作为礼物送人，尤其不能送给老年人，以免人家以为你是来“送终”。
可惜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棺材便是稍有积蓄者的必备之物。“棺材”就是“官”与“财”，好像谁睡进去谁就升官发财。所以抬起棺材叫“升棺”（升官），抬进棺材叫“进材”（进财）。棺材的木材要好，钉子要多，叫“财丁（材钉）两旺”。然而一个人，死都死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莫非到“冥府银行”去当总经理，或者到阎王殿里去做财政部长？如果进了棺材就是升官发财，那么，反过来说，升官发财岂不等于进了棺材？很遗憾，不会有人来认这个死理。张冠李戴原本就是不讲道理的，只不过图个吉利罢了。
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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