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一带早已有之的小乐胃或小乐味，到了上海人那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乐惠”。江浙人的小乐味，多半还是农业社会的田园之乐；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现代社会的都市生活。当然，并不是所有对都市生活的享受都好叫做小乐惠。比方说，到百乐门去挥金如土，就不是；在小摊点上将就着吃一碗阳春面打发一餐，当然也不算。不算的道理也很简单，前者太“大”，而后者又并无多少“乐”可言。显然，所谓小乐惠，必须是“小”而“乐”者。一般地说，它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小，是“小弄弄”“小来来”；二是精致，喝大碗茶就不算；三是必须属于物质享受，“喊一嗓子”也不算；四则必须是精心计算安排策划的结果，是以尽可能少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或尽可能好的享受，比方说，质量既高样式又多价钱还便宜等等。所以，不假思索地买一只烧鸡大嚼一顿不算小乐惠，用同样多（甚至更少）的钱，不但吃了一小碟白斩鸡，还吃了有荤有素好几盘菜外加一小杯可乐或啤酒，便是地道的小乐惠。在这里，第四条原则最重要。如果吃得（或玩得、穿得）虽然好，钱却花了许多，被“斩了一记”，当了冤大头，心里气煞，哪里乐得起来？
第四条原则最重要，还因为它是上海人的“小乐惠”不同于杭州人或其他江浙人“小乐惠”的紧要之处。杭州有民谚云：“工人叔叔，螺蛳吮吮（音‘suo’）；农民伯伯，鸡脚掰掰。”正是典型的杭州小乐惠。吮螺蛳，掰鸡脚，是很费时间的，然而乐趣也就正在这里了。就那么一点东西，只要你慢慢地啜，细细地品，品到精细处，就不难咂出鲜味来。这滋味既是小菜老酒的，更是人生的。人生在世，有如匆匆过客，难得的是那份自在和悠闲。螺蛳吮吮，鸡脚掰掰，便正是对悠然人生的自我陶醉。也就在这悠然自得中，什么尘世的喧嚣，世道的沧桑，便都忘得干干净净了。正所谓“老酒天天醉，毛主席万万岁”，杭州人也天天都活得有滋味，所以还是叫“小乐味”好。杭州“小乐味”既然以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为旨归，就显然与上海小乐惠的精心策划算计安排大相异趣。
这就颇有些类似于北京人的找乐子了。北京人的找乐子，也是对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会鸟、票戏、下棋、摆弄花草，不在乎东西好坏，也不在乎胜败输赢，图的是那份随意、自在、可心、舒坦，看重的是做这些事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雅致，是那份心境和情趣。在北京人看来，“乐子”到处都是，就看你会不会“找”。显然，这和杭州人那种“一饮一酌，一醉一醒，一丘一壑也风流”的人生态度是正相一致的。这也不奇怪。北京和杭州，毕竟都是乡土中国的田园都市，而且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样的城市，总是会有些散淡和儒雅的。这里的人们，也总是容易把历史和人生看穿看淡，从而变得心气平和、满不在乎和随遇而安。只不过，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北京的平民更多京都气派和燕赵侠骨，而杭州平民则不免多少会有点吴越余韵和魏晋风度罢了。
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不是“田园都市”，因此没有那份“散淡”；上海也不是“文化古城”，因此又难得那份“儒雅”。上海是一个拥挤的、嘈杂的、五光十色而又贫富悬殊的现代化商业性城市，上海人大多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为奢华享乐所诱惑而又为贫穷窘迫所困惑的小市民。他们的生存环境比北京人差得多，他们的生活要求又比北京人高得多，因为他们受到的物质诱惑也比北京人大得多。这就使他们更加注重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质量，也会逼得他们精打细算，尽可能地找窍门、钻空子、走捷径、捡便宜，变得“门槛精来兮”。可以说，占上海人口半数以上的小市民，差不多都是这种活法，而上海的市政管理和商业服务也乐意为这种活法提供方便，比如印发半两一张的粮票，小吃可以搭配着买，雪花膏可以“零拷”等等。这些做法就保证了收入低微的小市民们也能过上方便、实惠、舒适而又不失体面的生活，而且还能和他们的城市一样雅致。
当然，要过上这样的生活，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精明”。事实上，每个上海人都明白，只有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明能干，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求得尽可能好的生活，也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活得如鱼得水。所谓小乐惠，就是对这种如鱼得水状态的自我欣赏。顺便说一句，这种活法在上海，甚至还能受到别人的尊敬。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告诉我，上海最有名的西餐馆“红房子”里有一位常客，每次点的菜点花钱都不多，地地道道的小乐惠。然而那里的侍应生对他却极为敬重，服务也极为周到。上海人不是很势利吗？怎么会尊重一个没有钱或舍不得花钱的人？不错，上海人也许很在乎你有没有钱，但他们更看重“精明”，更尊重“在行”。事实上，一个大手大脚胡乱花钱的外地人，在上海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他只会被看作是“戆大”而被上海人在背地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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