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其实，“城市部落人”的尴尬不仅仅在于“来路不明”，更在于他们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里外不是人。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性很难为传统社会中人所理解，而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劣根性又不可能完全被铲除。结果，不管在谁眼里，上海人都很“坏”。
上海人坏吗？不坏。即便某些人有点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精，却多半精在明处一样。精在明处，正是上海式精明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精明”二字的又一种解读。既然是精在明处，就不能说“很坏”了。至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坏”的依据。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人。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诽谤”上海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上海人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无非三条：小气、精明、自私。上海人有这些毛病吗？有的。一般地说，上海人都比较抠门，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有时比登天还难。比方说，在旧上海，吸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很精。谁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杨东平讲过一个在北京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上海儿童花一分钱买了一根针，而针的价格是二分钱三根，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这个笑话的真实性当然无从考究，但谁听了都觉得“像”。
然而，并非所有的上海人都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小气、精明、自私。也许是“人以群分”的缘故，我的上海朋友就不这样。他们有的豪爽，有的憨厚，有的还挺爱打抱不平。况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气、精明、自私吧，又招谁惹谁啦？事实上，上海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却不损人。那么，为什么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气、精明、自私，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和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传统社会以豪爽为尚，自然鄙视小气；以木讷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更可气的是，上海人不但有这些“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毛病”公开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拿“借火”一事来说，从理论上讲，火当然是不能“借”的，因为“还”不了。但正如“光”不可“借”却仍要说“借光”一样，把“讨火”说成“借火”，无非是有点人情味。一般地说，除借高利贷外，可以开口言借的，不是亲戚、朋友，便是熟人、邻居。如果说“讨”，则不但自己变成了乞丐，双方之间也显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这一套，偏要认他那个商业社会的“死理儿”：借就是借，讨就是讨，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然根本“还”不了，就干脆说讨，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利息？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结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别讨厌上海人。从道理上讲，上海人并没有什么错，但在感情上，却让人接收不了。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做豪爽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爽已成为北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做状”。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条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崔永元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吗？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可见豪爽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爽起来虽然比上海人可爱，却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气”真实。
对于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分析。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一种是憨厚谦和，还有一种是装傻卖呆。天生愚钝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上海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大多一脸的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还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打机关枪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精明。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上海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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