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祭坛
性，是男女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所谓“最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最天然、最当然、最不勉强、最合乎天性因此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一种关系。然而，这个最自然的关系，又曾经被弄得很不自然。它不但登不得大雅之堂，即便在大雅之堂外面，在穷街陋巷、田边陇上，也未必就那么冠冕堂皇，多半仍要通过俚词、俗话、民谣、小曲、暗号、谜语、歇后语等形式曲折地表现。正规的教育，更是没有性这一课。似乎性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竟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事情。结果，关于性的知识，只能靠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子女婚前语焉不详地私相授受，而长期讳言性，则造成了心理的反常。只要一提到，或与性有关联者，立即就会变得神秘兮兮，或紧张兮兮，原本自然的表情也会变得不自然起来。
其实，在远古时代，性既不神秘，也不忌讳；既不可怕，也不下流。它和吃饭、睡眠、排泄等等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生理行为。
后来，事情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但也不是变得神秘，而是变得神圣。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性被当作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而予以注意，性、性器官、性行为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性崇拜”。不过，这种崇拜的目的并不是性，而是生育。因此，它准确的名称，不是“性崇拜”，而应该是“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在原始时代，是一件庄严神圣而又至关重要的事。它的终极目的，是种族的延续；而它的直接起因，则是死亡的威胁。原始人的寿命很短而死亡率极高。据研究，尼安得特人平均寿命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的成年人没有超过三十岁的，而死亡率则可能高达50%。自然的灾害，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随时随地都可能夺去人的生命，而医药又尚未发明，一场瘟疫和一次战争，便可能给整个族群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高达50%的死亡率，便等于告诉我们：传种的可能仅仅只有一半；而灭族的可能，也差不多同样有一半。这可真是生死攸关，危乎险哉！
幸好，在不可抗拒的死亡和50%的灭族威胁面前，我们的祖先表现了一种十分冷静和现实的态度：既然死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与其抗拒死亡，不如创造生命；与其乞求不死，不如设法多生。
于是，生殖就被看作了关乎族类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但是，原始先民对生殖的原理又还不甚了然。他们还没有建立关于生殖的科学，因此难免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以为生殖乃是来自一种神秘的力量。只要获得了这种神秘的力量，新的生命体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族类的生命也就会因此而得到保全和延续。
这样一来，生殖崇拜就产生了。
生殖崇拜最早是对女性的崇拜，而且首先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女人生的。这样，女人和女性生殖器，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源泉，或神秘生殖力的寓所。于是，女性生殖器（后来也扩展到男性生殖器）便被制作成各种图像和模型，而加以崇拜。而且，女性生殖器偶像都是按照张弛状态塑造的，男性生殖器偶像则是照勃起状态塑造的，因为这正是它们发挥魔力时的状态，因此有脱离人体而特别加以崇拜的意义。
不过，崇拜女性生殖器，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的崇拜。这种崇拜的有效性，显然要打折扣。神秘的生殖力，应该是来自大自然，表现于大自然的。于是，人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些生殖能力特别强的自然物，比方说，鱼。
鱼是女阴的象征。
鱼为什么是女阴的象征呢？说穿了，也很简单。从外表看鱼形，尤其是两鱼相叠之形，与女性的外阴十分相似；从内涵看，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颇有生生不已之势，足使人相信它们身上一定寄寓着神秘的生殖力量。于是，多子多孙的鱼便成了先民们羡慕、敬仰乃至崇拜的对象。原始先民渴望通过这种崇拜，将鱼旺盛的生殖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或者能增强自己的这种功能。
仰韶文化中的“鱼祭”和“鱼纹”，就是这种崇拜的形式。印度河文明彩陶上的比目鱼，印度史诗中的天女变鱼，以及欧洲妇孺皆知的美人鱼神话，也许都是这种崇拜或明或暗的表现和遗存。由于崇拜鱼，鱼就被看作是氏族的祖先。夏民族的始祖颛顼是一条半人半鱼的鱼妇，也就是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鱼的美人鱼。禹的父亲（其实是母亲）鲧，则是一条“白面长人鱼”。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鱼的崇拜仍被保留了下来。古代贵妇人乘坐的车舆叫“鱼轩”，传达爱情的书信叫“鱼书”，送子观音手上提的是“鱼篮”，正月十五悬挂的彩灯中有“鱼灯”，陕西农村婚宴上要陈设木制双鱼，“年年有鱼”的年画则几乎贴遍了全中国。此外，鱼还被看作是女性或爱情的象征，如唐代女诗人李冶诗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又如元稹诗“重叠鱼中素，幽缄手自开；斜红余泪迹，知著脸边来”，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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