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子与人情
情与面
说完“面子”，不能不来说“人情”。
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很密切。一般地说，有人情必有面子，给面子也就是送人情。比如有个人，先前帮助过你的，你就欠了他的人情。下回他来找你帮忙，你就不好驳他的面子。同样，如果你给了某个人面子，则他也就欠了你的人情。甚至这面子与人情还能转让和借用，比如求情或说情时讲“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请于你有恩有情的人来出面。但即便是佛祖出面，也还是人情，得了好处的人也要领情。由于人情和面子是如此地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人也常常把它们合起来称作“情面”。
情面是一种任何人都不能不顾的东西。顾就是回头看。一个人，正往前走，要去办正事的，情面却从“后门”进来了，就不能不回头去看一下。顾字从页，页本是头，也就是长脸的地方。顾又是“雇”。情面来“雇”你，你连头也不回一下，面子上就会过不去，也是“给脸不要脸”。因此至少也得打个“照面”。然而这一“顾”一“照”不要紧，非得“照顾”一下不可。原本要公办的事，也就多半公办不成。除非你有本事一开始就不照面，比如躲起来，装病，甚至不接电话。
但是，情面这东西，是轻易躲不掉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陌生人还好说，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又岂能永远不见？既然终究要见“面”，就不能不讲“情”。结果，天理王法之类这些无须面对的东西，也就只好暂时放在一边。比如宋江杀了阎婆惜，依照王法，是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更何况那婆惜的情夫，又在县里“司法部门”工作。但宋江面子大，人缘好，县里上上下下，都要开脱他。先是县长大人一味拖延，后是刑警队长有意放纵，更兼县政府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到婆惜的情夫张三那里去说情。这些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连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一任自己的情妇，去做那刀下的冤魂，这便叫人情大于王法。中国的法制难以健全，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此。
情面不但可以使某些人生，也可以让某些人死，如春秋时的豫让之刺杀赵襄子，战国时的聂政之刺杀侠累即是。豫让是为旧主智伯报仇，犹有可说。聂政与侠累素不相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却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大老远地从卫国跑到韩国去刺杀他，为的只是侠累之敌严仲子的“情面”。聂政本是个“鼓刀以屠”的“市井小人”，严仲子以“诸侯卿相”之身，屡屡惠顾于他，由是感激，便替他去杀人。豫让也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于是三番两次去杀赵襄子，实在杀不成了，竟请求刺杀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赵襄子也居然“大义之”，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外，如专诸之刺王僚，荆轲之刺秦王，也多因情面故。西方的杀手为金钱杀人，中国的杀手为情面杀人，情面在中国比什么都贵重，因为黄金有价，情义无价。
情面虽然无价，却有用。又岂止是有用，简直就是法力无边。所以，任何中国人都不能不讲情面，也不能不为将来可能的需要，而预先为自己储备情面。
储备和制造情面的办法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多见面。因为情由面生，如果从来也不曾见面，则情由何来？同事、同学、邻居等等之所以较有情面，就因为经常要面对之故，因此有“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的说法，夫妻情分最重，也因为天天都要面对，而恋人与候补配偶当然也就称为对象（即面对之象）。“象”如果“对”上了，则为有情人。既然是有情人，则在理论上终成眷属。但是，即便真是眷属，比如亲戚，如果不常见面，或久不见面，感情就会淡漠，甚至会趋向于零。所以有“人在人情在”的说法。人在，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能不顾；人不在了，则反正不怕会有见了面不好意思的事，也就可以不讲情面，只计利害。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薄情寡义，“人一走茶就凉”的。比如前面说的豫让，就是在智伯死了以后，仍要不计利害地报恩还情。无疑，历史上和生活中，豫让这样的人并不多，这才特别地被看作是侠义之士，为人们所崇敬、仰慕、赞颂和表彰，但同时也可见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肯定和赞同重情谊、讲情面，否定和反对薄情寡义的。一个人，如果念旧，也就是在不再见面的情况下仍然记挂和认定过去的情面，维持过去情面的有效性，就会被舆论肯定和赞扬。相反，如果忘本，翻脸不认人，一阔脸就变，转背就忘情，则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有可能被骂作人面兽心，不是东西。比如一个人刚死，身边的人就翻脸，便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说“某某尸骨未寒，你们就……”云云。那么，反问一句，如果“尸骨已寒”，是不是就可以如何如何呢？这也就等于承认了，“人在人情在”毕竟是一个规律，至多只能要求“情”延续的时间，比“面”稍长一些，不要一下子就情、面皆失，以免大家兔死狐悲，想起来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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