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情所系
夫妻
中国人很重友爱和友情。
友爱和友情，大概是在中国最受鼓励和赞美，同时又最真诚最深厚的情谊了。“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人生所贵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亲”。这也不奇怪。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追求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当然要鼓励大家多交朋友。何况赞美友谊，也是“天下之通则”，世界各民族一样的。林肯就说过“人生最美丽的东西就是友谊”。不过人家歌颂友情，也歌颂爱情。而且，爱情的分量好像还要重一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历来是西方文学的主旋律。中国人就不一样。“生命诚可贵，友谊价更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故事很多，为情人两肋插刀的事情就很少，写诗歌颂老婆的就更是绝无仅有。要写，也是写给“亡妻”，比如元稹的《遣悲怀》和苏轼的《江城子》（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这就奇怪。
照理说，男女之间的“情爱”和家人之间的“亲爱”，才应该是最真诚和最深厚的。可惜得很，中国的传统婚姻，基本无爱。夫妻结合的依据，不是爱情，而是社会需要和伦理义务。这样，夫妻双方的关系，便难免带有“例行公事”的味道。运气好一点的，也许可能会由“公事”发展为“私情”，运气不好，就不好讲了。多半也就是平平淡淡而已，谈不上爱还是不爱，对付着过罢了。更何况，依礼，夫妻有如君臣，妻子对丈夫，要恭敬顺从，亦步亦趋，唯唯喏喏，唯夫君马首是瞻，谓之“夫唱妇随”。处于这种不平等关系之中，哪有真正的爱情可言，有的只能是猫儿狗儿般的“恋”。
因此，传统的婚姻，从士大夫之家到一般民间，夫妇之间的感情，都相当淡漠。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反对夫妻随意离异，主张“白头偕老”“相伴终身”“地久天长”，但，那更多的是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牢固性，和家庭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而非什么“忠贞的爱情”。他们宣扬的模范夫妻，如梁鸿、孟光等等，强调的也是所谓“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突出的是“敬”而不是“爱”。夫妻之间有如宾客，妻子送上饭来，必须“举案齐眉，不敢仰视”，这难道可以说是爱情？
不但夫妻之间的感情淡漠，而且社会对于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态度也相当冷漠。在传统礼教看来，夫妻感情淡漠，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能克制自己，做到“止乎礼义”。相反，夫妻之间如果感情浓烈，则不正常。或者应受到批判，斥为淫乱；或者应受到嘲笑，看作丑事。比如，直到现在，在中国许多农村，夫妻一同上路，都必须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如果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便会被乡人耻笑，视为不要脸。
事实上，传统社会对夫妻间的情爱不仅只是冷漠，有时简直就是嫉恨和破坏，如古诗中焦仲卿、刘兰芝夫妇和宋代陆游、唐琬夫妇，就被活活拆散。我常疑心导致这两对夫妇离异的真实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太爱”之故。这就证明即便凤毛麟角地出现一两例“有爱”的个案，也不能得到礼教和家规的保护，反倒要受摧残。
夫妻之间既然少有情爱，自然也难有诗意。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不是婚前的，便是婚外的，写夫妻生活或夫妻互赠的极少，写给妓女的或写妓女之爱的倒是连篇累牍。似乎和妓女唱和酬酢是风流韵事，和妻子亲热恩爱反倒是俗不可耐。或者婚前婚外不妨浪漫，婚内就得规规矩矩。这说明婚姻之无爱，几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和常规的模式，即便有那么一点爱，也不好意思说了。
夫妻之间无爱、少爱、难爱，便只有寄希望于朋友。实际上，写给情人和妓女的诗比写给老婆的多，就因为情人和妓女比老婆更像朋友。你想，即便他们不过逢场作戏，如果配合默契，不也有朋友的情分吗？就连夫妻，如果当真情投意合，也像朋友，比如李清照与赵明诚。
父兄
夫妻之间只有“敬”少有“爱”，父子之间也如此。
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亲的社会角色不大一样，分别叫作严父慈母。“慈”自然是爱，叫“慈爱”。“严”虽然或许也出于爱，但不易体验到。更何况，父子和夫妻一样，也有如君臣，所以当父亲的，有时还要故意疏远子女，以便合乎礼仪或礼义。比如孔夫子他老先生，有一天自个儿站在“庭”中，儿子孔鲤恭恭敬敬地小步从他面前走过。孔子便叫住他问，学诗了吗？孔鲤答，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于是孔鲤便退下去学诗。过了几天，孔子又自个儿站在“庭”中，孔鲤又恭恭敬敬地小步从他面前走过，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了吗？孔鲤答，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不会“做人”。于是孔鲤便退回去学礼。两千多年来，孔子对孔鲤的这些教训，一直被视为父子关系的楷模，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也就被称为“庭训”。据说除此“庭训”外，在教育方面，孔鲤从未在当先生的爸爸那里吃过“小灶”。难怪一个名叫陈亢的人听孔鲤讲了这些情况后，高兴地说，我一下子知道了三件事：知道了诗，知道了礼，还知道了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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