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海瑞却能做到。
海瑞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他看来，人生的追求无非义与利。如果追求利，可以为农，为工，为商。农工商原本是兴利之事，求利无可厚非。唯独为士做官不可求利，只能是为国尽忠，为民办事。因为士的追求是义。世界上之所以有士农工商的区分，就因为有义利之别。义高于利，所以士高于农工商。一个士人如果也去追名逐利，那就不够资格当一个士，也不够资格当君子了。因此，一个做了官的君子，只能利国、利民、利公，决不能利私。这当然很崇高，很伟大，很值得敬佩和敬仰。但如果以此作为对所有官员之普遍和基本的要求，则既不现实，也未必正确。
首先我们得承认，士也好，官也好，都是人，都要生存，也都想过好日子。这就是利，也是私，而这种私利无可指责。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固然是君子，是高尚的人。甚至只要能做到公私兼顾，人己两利，或谋私也奉公、利己不损人，就不能算是坏人。我们无妨将人分为五个品类：一、大公无私，专门利人；二、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三、公私兼顾，人己两利；四、谋私也奉公，利己不损人；五、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其中第一类是圣人，第二类是君子，第三类是好人，第四类是不坏的人，只有第五类是坏人。圣人极少，君子和坏人也不多，最多的是中间层次大体还好和不好不坏的人。他们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无妨说是常人。
常人之情也就是人之常情，其中就包括改变处境、提高地位、增加财富等等。因此即使一般的好人，也难免弄些小权术，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打些小算盘。当然，依照道德上所谓量变质变原理，小权术也可能变成大诡计，小心眼也可能变成大阴谋，小动作也可能变成大罪恶，小算盘也可能变成大野心，尤其当这个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时，就更是如此。这是不能不防范的，但只能靠体制和法度来防范和制约，包括限制权力、惩治腐败、高薪养廉等等。因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舍生忘死、克己奉公、舍己利人，只能因势利导，从趋利避害的人之常情出发，晓之以利害，绳之以刑法，让他觉得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是一种会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可怕行为，至少是不合算的买卖；还要让他即便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或对营私舞弊心存侥幸，也无从下手。这就只能靠制度，不能靠道德。
道德永远都是必需的。人之为人，就在于有道德。没有道德，人就会变成兽；只有道德，人就会变成神。人不能变成兽，也变不成神。所以人不能没有道德，也不能只讲道德。真正高尚的道德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这种境界很值得追求，也应该追求，但总有求之不得和追之不及的时候，也总有达不到这个境界的人，而且人数还不少。因此所谓道德高尚，必须提倡也只能提倡，不能苛求也无法苛求。既然无法苛求每个人都道德高尚，那么，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就不能指望依靠道德风尚的提倡来消除，只能靠制度和法律来防范。我们通常说“反腐倡廉”，就是充分意识到廉洁要靠道德来提倡，腐败却只能靠法制来铲除。
法制和道德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制是防范性的，道德是倡导性的。法制规定不准做什么，或不准怎么做；道德则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应该怎么做。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因为它们的分工不同。比如出现了火灾，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去救火，法制却只规定不准纵火。不救火的人并不犯法，也未必不道德，因为他不救火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并无此种能力等等。只有那些有此能力却见死不救的才不道德，只有那些见死不救还要幸灾乐祸的才缺德，也只有那些趁火打劫的才犯罪。可见，道德与法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随意滥用。只有道德没有法，则故意纵火和趁火打劫就无法受到惩罚；只有法律没有道德，则幸灾乐祸就无由受到谴责，见义勇为也不能得到提倡。
然而儒家的学说却只看到道德的作用，完全忽视了法律的意义。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意思是说，以法治国，顶多只能保证人们不敢犯罪（民免），却不能保证人们不想犯罪（无耻）。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才能保证人们不想犯罪（有耻），而且想做好人（格）。这话并非没有道理，却过于理想化了。道德教育确实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会去犯罪），但无法保证这种教育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即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有道德。因此德治也好，礼治也好，都无法防范罪恶的发生。
历代帝王中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的对策，是既用儒家道德来提倡，也用法家制度来防范。所以历朝历代，也都有刑律和法典，而且实行起来都很恐怖，比如凌迟、腰斩等等。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他也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令和举措。但这些法令和举措，乃是建立在空洞的道德理念和社会理想基础之上的。既不尽合情理，也难予以实行。比如官吏的薪俸都很低，吏的薪给更是微薄，甚至不足供家大口阔者维持生计。这就不但谈不上“高薪养廉”，简直就是“逼良为娼”了。因为要求所有官员都像海瑞那样自己种菜，母亲生日才买两斤肉，显然极不现实。其结果必然是官吏勾结，上下其手，或损公肥私，或鱼肉百姓。又比如规定一应官员非经批准不准出城，就很可笑。这固然防止了扰民，却也割断了官民之间的联系，使官僚主义更为严重，实在是得不偿失。再比如规定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剥下人皮，肚子里塞草）的极刑，也很荒唐。八十贯钱何其少也，剥皮实草又何其之重，二者放在一起，根本不成比例，只能让人徒生荒诞之感。如果当真实行起来，则全国的官员，恐怕杀得就会只剩下一个海瑞。一项法令如果一开始就并不具备实施的可能，那就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洪武朝的这些法令，在海瑞时代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早就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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