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何况，即便大家都是海瑞，也并非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海瑞，还要皇帝干什么？难道真的“虚君共和”不成？没有哪个皇帝愿意成为“虚君”。封建王朝早期那些有为之君，更不愿意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真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国家由权臣管理，皇帝只从事礼仪活动）。这种心态不能完全说是自私。因为大家都是海瑞，皇帝自然省心。但如果大家都是严嵩，还能省心吗？那时候，皇帝就得考虑脑袋还长不长在自己身上的问题了。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含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作“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所以，密折制度并不仅仅是用来搜集情报和监控官员的，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协商和秘密决策的手段。雍正朝许多重要的改革举措和重大决策，比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疏浚运河等，都是先通过密折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商酌再作决定，然后再由朝廷正式下达指令，向全国推行的。这种政治协商和征求意见，为什么不能采取御前会议等形式公开进行，而要诉诸密折呢？这里面有雍正皇帝很深很细的考虑。召开御前会议，公开进行讨论，有诸多不利。第一，到会的都是中央部门的官员，地方上的意见听不到。第二，发言人不是揣摩皇上旨意，便是唯首辅、宰臣的马首是瞻，不能畅所欲言。第三，如引起争论，有伤和气，也容易导致门户朋党之争，不利于安定团结。第四，等于将尚不成熟的考虑公之于众，必然引起各方猜测，甚至引起骚乱和动乱，不利于朝局的稳定。
用密折来咨询，效果就好得多。中央的意见听得到，地方上的意见也听得到，此其一。因为是密折，没有旁人知道，发表意见的人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种种不便公开表露的顾虑、苦衷、难言之隐，都能详尽地予以叙述，使人主对问题看得更透。而且，正因为敢说真话，不必做官样文章，反倒可能触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此其二。因为密折内容严格保密，任何人都不得泄漏，因此不怕官员们私下里串联，形成左右人主思考的舆论力量，此其三。密折讨论具有非正式性，一旦发现有所不妥，立即就可收回，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此其四。雍正这一手，应该说很有道理，也相当高明。
雍正利用密折制度，不但避免了许多决策错误，少搞了许多“拍脑袋工程”，而且掌握了大量情况。密折不是正式的文书，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也就可以无话不谈。事实上雍正也是这样要求的。他曾告谕有权密奏的官员，要他们多多汇报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利弊，地方官员的勤懒，顶头上司谁公谁私，下属官员谁优谁劣，军营是否纪律严明，气候是否风调雨顺，老百姓的生计如何，风俗是否淳朴，甚至米价、菜价，冤案、奇案，“悉可以风闻入告”，而“不必待真知灼见”，只要有可以调查的线索就行。因为密折只是反映情况，并不作为立案的依据，是非最终仍由雍正判断，所以讲错了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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