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祢衡的狂悖可想而知。
相同的意思，《品三国》也有。依据，则在《后汉书》。该书《祢衡传》云：
（祢衡）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此即前文所本，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如何解释“大儿”“小儿”。
有读者认为，此处之“儿”，是男子汉、大丈夫、真英雄的意思，即“堂堂正正好男儿”。例证，有邹容的“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柳亚子的“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那么请问，邹容和柳亚子，会把这几个人，说成“大儿子”“小儿子”吗？当然不会。由此推论，祢衡也不会。所以，易中天的解释，是硬伤。
这当然有道理，但同时也有问题。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邹容的《革命军》，究竟是怎么说的：
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鲁索（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嗟呼！嗟乎！革命！革命！
通读全文，其实不难体会到邹容的语感，那就是“生子当如孙仲谋”啊！事实上，正如网友“因为我在”所说，邹容是站在人类历史和文明古国的角度说话的。有此口吻，并不奇怪。呼华盛顿和拿破仑为“大儿”“小儿”，也不奇怪。只不过，这两个“儿子”，是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的。这就正如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难道也有问题？当然，邹容是这个意思，不等于祢衡、柳亚子也是。但一口咬定“大儿”“小儿”不可能是“大儿子”“小儿子”，则未免武断。
更何况，就算邹容和柳亚子的“大儿”“小儿”，是“大英雄”（华盛顿）、“小英雄”（拿破仑），或“第一英雄”（斯大林）、“第二英雄”（毛泽东），那也是他俩的意思，不等于就是祢衡的。虽然邹容和柳亚子，很明显是在用祢衡之典，但典故也有各种用法。比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比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人的用法，就与诗人的原意刚好相反。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邹容、柳亚子之用典，反推祢衡之原意。这就正如不能因为下游有羊在喝水，就说上游的水是它弄脏的。那可是狼的逻辑。
当然，按照柳亚子的说法，他的意思，就是祢衡的。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先生请曹立庵先生为他治印一方，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同时，又请曹先生另刻边款，加以说明：
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意。斯语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勒此，溯其源，并缀跋如左。
恕我直言，柳亚子先生对祢衡的判断，恐怕是“想当然耳”！祢衡当真会认为孔融之齿德，远在自己之上吗？未必。他恐怕只会承认孔融“齿长”（年龄比自己大），很难承认孔融比自己“德高”。这就正如柳先生自己，可以承认毛泽东是英雄，却不肯承认毛泽东比自己高明。1947年，柳亚子发表长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话说得十分明白：
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
此文中之“毛先生”，就是毛泽东。显然，在柳亚子看来，自己之“齿德”，其实都在毛泽东之上。齿长而德未必如的，则是斯大林。事实上，柳亚子请曹立庵刻的印章，共有两枚。除前述这一枚外，还有“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这意思也很清楚，即认为自己和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列宁的“嫡传弟子”。斯大林年长，算是师兄，故“兄事之”，享受孔融的待遇；毛泽东年少，算是师弟，故“弟畜之”，享受杨修的待遇。这就是“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的来历。
毫无疑问，此处之“儿”，确实只能解释为“好儿郎”。但“兄事”云云，却也只有“序齿”（排年龄），没有“论德”（比高下）。实际上，柳先生对斯大林那位“师兄”，也是很想教训一番，或者开导一番的，可惜是在梦中（柳亚子《八年回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那么，他会认为“斯之齿德，远在柳上”吗？
因此，我真不知道柳先生凭什么说，祢衡会认为孔融之齿德，远在自己之上。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祢衡远不如自己“狂”吧！1945年治印之后，柳亚子写的《短歌行，为曹立厂（曹立厂即曹立庵）赋，十一月廿六日》中，不就有“我狂胜祢生”的说法吗？既然如此，自然不妨假定，祢衡是承认自己不如孔融的。可惜，这只是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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