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
嘉靖四十年，海瑞重审了一起杀人案。
案情原本简单。浙江严州府桐庐县乡民徐继，在向妹夫戴某追讨借款时发生斗殴，失手将其打死。人命关天，徐继和妹妹都不敢声张，便将尸体绑上石头沉入水底了事。
一个人突然失踪，自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负责初审的桐庐知县则发现，案发当晚还有潘姓朋友带着仆人在戴某家过夜。于是该官员认定这是一起通奸杀人案：徐继的妹妹和情夫潘某杀害了戴某，徐继则是同谋和帮凶。
这当然十恶不赦，因此判处徐妹凌迟，潘某斩首，徐继绞刑。此类案件照例要报省里和最高司法机关复核，不服判决的徐妹也向中央派到浙江巡视州县的官员鸣冤叫屈。总之经过反反复复，最后一次重审的任务交给了淳安知县海瑞。
海瑞接手时，此案已经被审过多次，他却一眼看出通奸杀人的说法不能成立。这位清官调研以后指出：徐妹与戴某育有二子一女，潘某则既有妻室又不富裕。说一个女人抛弃儿女谋杀亲夫，却只是为了给更没钱的人做妾，这简直就是发疯。何况如此机密的阴谋，为什么要让仆人见证？
于情于理于事实，都说不通。
上级部门认可了海瑞的观点。徐妹和潘某被释放，徐继则因为杀人和藏尸的双重犯罪被判处绞刑。
毫无疑问，海瑞跟那位桐庐知县一样，手上也没有证据只有供词。供词是靠不住的，完全可能来自屈打成招。由于证据不足而将嫌疑人释放则不被允许，因此法官的个人判断便变得举足轻重。本案两种判决的区别仅仅在于：桐庐知县依据的是想当然，海瑞依据的是人之常情和基本常识。
常识极为重要。因为明清两代的基层法官都由地方行政长官也就是知县兼任，这些人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如果像桐庐知县那样想象力丰富，多半只能造成冤假错案。
能够把关的，便只有常识。
可惜这很难，因为没人教。
表面上看，明代教育不差，尤其是官办的。南北两京都有国立大学国子监，校长为从四品的祭酒。地方官学也普及到县，长官则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宗室和军籍子弟还有宗学和卫学。正所谓：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教育经费也很充足，官学里都是公费生。国子监的监生可以靠助学金养家糊口，打算结婚的则有婚娶费，探望父母的也有探亲费。而且只要成为监生，就能直接授官，并享有减免赋税等等特权。帝国给予官学生的待遇真是不低。
更重要的是：科举必由学校。
我们知道，明清两代为政府机构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考试，而参加考试是要有资格的。简单地说，考生首先得是监生，或叫作生员的地方官学学生。成为生员需要经过入学考试，叫童试。参加童试和考不及格的，无论年龄大小都叫童生。合格入学的则叫生员或诸生，俗称秀才。
秀才有两个出路。进入国子监继续深造的是监生，当然要通过选拔。留在地方官学的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只不过考试有三个层级，必须一路过关斩将，才能平步青云。
最低一级叫乡试，地点在各省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考场则在两京。除了秀才，监生也可以参加乡试。
乡试合格就叫举人，已是候补官员。
举人可以在第二年参加会试，考场在京师的礼部。
会试仍然是选拔赛，录取者即进入第三次考试。由于这最后程序由皇帝亲自出题和主持，地点又在奉天殿，所以叫廷试或殿试。殿试不再有淘汰，通过了会试的考生也实际上已是进士，皇帝再考一次的意义是决定等级和排名。
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题目为《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万历朱批第一甲第一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因此进士的头衔前面都有“赐”字。
一甲：赐进士及第。
二甲：赐进士出身。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而且，一甲只有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名，则分别叫解元和会元。
如果三次都拔得头筹，就叫三元及第。
殿试意义重大。由于皇帝亲临考场，因此录取的是天子门生，也叫甲榜或甲科，中举的则叫乙榜或乡科。既通过了乡试又通过了殿试的叫两榜出身，在官场中高人一等。
两榜出身，三元及第，是读书人最向往的事。
举人都考不上的秀才则很窝囊，因为他的身份已经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却又不是候补官员。这种尴尬不亚于孔乙己穿着长衫站着喝酒，尽管孔乙己连秀才都不是。
金榜题名的，却未必有真才实学。
原因也很简单：明代官办教育的内容非常单一，基本上只有儒家经义。尽管在早期，朱元璋也曾强调科举取士务得全才，应该文能安邦武可戡乱。然而明中叶以后，生员们的课堂和书架上便只有四书五经，连书商都懒得上门了。
何况还要学写八股文。
八股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特点则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要求。题目肯定来自四书五经，理解也不许超出朱熹《四书集注》范围。比如“百姓足，孰与不足”这道题，就来自《论语·颜渊》有若的话，全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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